第二对范畴是“全译与部分翻译”。如果说异化与归化两种策略所侧重的是原文——读者、原语文化——译语文化的关系，而方法上对原文则基本保留的话，那么这ー对范畴则侧重于对待原文的态度:众所周知，翻译需忠实原作，但怎么忠实，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须绝对忠实，不得随意增减ー词一字（即所谓“直译法”）；有人认为翻译文须通顺流畅（即所谓“意译”），还有的认为译文须忠实的是原文的信息，不必拘泥于如何表达。这后ー种观点， 导致了“部分翻译”的产生。

所谓“部分翻译”，指依据特定的目的，对原文做较大幅度的删、改、编。因而国内又有人称之为“变译”。 可以说，“全译”是翻译的主要方式，部分翻译则是ー种有益的补充。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特定情景、特定需要的情况下髙效、实用地翻译，传达信息。

关于“归化”和“异化”问题，国内翻译界曾就之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此不赘述。关于部分翻译，尤其是翻译中的“变译”，黄忠廉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施康强先生在《译与不译的取舍标准》（1998)—文中对这ー问题作了专题的个案研究，本文以昆德拉《不朽》的汉译为研究个案，通过原 文与译本的对比，对译本中的删节(包括整节的删节)给出了实例， 并总结为在汉语译入语语境中，删节的ー个不成文的规律是看原文本整体或部分是否在意识形态上明显背离主流意识形态，是否 包含被认为过分的性描写。

如果说施康强上文所提到的删节与译入语社会文化规范相关，译者不得不加以注意的话，那么，有一些译本的删节则是毫无道理的,吴相（1990)曾对之加以批评：

“翻译著作的另ー个问题是译者对原作的取舍刪节，常令人沮丧。有些译者尚标明某处删削，有些译者则干脆一言不发。即使表明删削，也不申明理由，或申明的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像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经济社会学》，第一章就出现删削，一些理论著作在国外重版多次，原作者写有多次再版序言。中译者常常删去某一版的序，理由是没有任何价值，只是一般的客套鸣谢。这种做法，大概是忽略了这些序跋正可见作者的增删补正，以及与原作相关的背景材料。除了序跋之外，原作的参考文献与注释也常是刪削的主要对象。像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名著《语言论》，书后的参考文献被删去了 马克思•韦伯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先出的中译本就刪去了原作中的全部注释，而韦伯此著的注释公认为韦伯思想的补充说明，极具学术价值。参考文献和注释的删削，阻碍了有兴趣的读者作进ー步的研究。”

删节作为ー种翻译中的策略手段，何时用，怎么用，确实需要结合具体的评本、综合考虑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加以评论。而翻泽策略作为译界讨论的热点，它既是ー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与批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何利用相关成果，深化翻译批评，与此同时又加强翻译理论研究，仍需做出进ー步的努力。

4. 译文定稿前的修订

译文定稿前的修订包括译者自己的修改以及编校者的修订两种。译者自己的修改是对译文作最后的润饰，其情形往往因译作的不同、翻译要求的差异以及译者个人的态度而千差万別。而编校若的审定是译作走向社会的最后一道关ロ，扮演着“把关者与化妆师”的角色。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编校者也扮演着评论家的角色，只不过他不仅要批评，更要动手修正。不少在出版界工作的编校者曾就译文的修订发表过许多卓有见地、实例丰富的文章，从中我们能领略到“把关者与化妆师”的辛劳和重要。如苏正隆在《把关者与化妆师——从出版编辑的角度谈翻译》一文中，以《文学批评术语》等五个译本的翻译为例，指出了翻译中的错漏，并就其中一段做出了修改示范。再如赵惕的《看稿杂记》、徐式谷的《现代学术论著翻译的易和难——从校改一篇史学译文见到的问题谈起》、任楚威的《审校科技译文要多在“准确”二字上下功夫》、韩沪麟的《从编辑角度谈文学翻译》、吴均陶的《编辑谈译诗兼谈杜甫诗英译及其他》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编校过程中译文的处理作出了具体生动的说 明，对于我们更加完整地理解翻译过程的批评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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