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鉴翻译此书的最初动机是出于个人的学养与兴趣。相比之下，严复选择此书的动因要 复杂得多：他之所以要选择甄克思此书，一因他目睹义和团运动以后仍普遍存在的排外思潮，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排外’、‘排满’等思潮有所反思;ニ因他受到身处晚清政局中心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大员及吴汝纶、张元济、夏曾佑等师友的影响，深知中国政治欲有 转机，必须由系统地翻译西方政史著作，帮助士大夫阶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学习西方‘文明’国家的历史经验,从而使中国政治能够彻底改弦更张。而严氏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 肩负筹划指导全国译书事务之重任，更是他选译《社会通诠》的重要动因之一。换言之，严复选译此书，并非像史华兹等研究者所说 的那样是针对法国人孟德斯鸠及其《法意》而发，也不是专门针对革命党人的‘排满’言论而发，更不是针对孙中三的‘三民主义’中 的‘段族主义，而发(严译《社会通诠》出版之时，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尚未形成,更未公布于世，严复即便想反对也无从反对起）。严复之所以选译《社会通诠》，是要借助译介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来探讨近代国家的建国历程。”（2005:230—231)上文对一本原 作的三种译本的翻译动机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严复翻译动因的剖析，无疑可以使我们对社会文化与翻译的互动关系以及对译者动机的影响有更深的理解。

当然，“动机问题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它涉及到人类行为的基本源泉、动カ和原因，最能反映人类行为的目的性、能动性特征。”对翻译动机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闪为按照张爰卿的研究，从古至今，对动机的观点至少包含了以下12种:本能论、驱カ论、需要论、诱因论、动カ论、认知一致论、成就动机论、自我效能论、自我决定论、预言论、归因论和自我调节论，如何恰当有效地运用相关理论，以深化我们对翻译动机的研究，确实是大有可为的领域。

2.译本的选择

总体而言，翻译动机与译本的选择既有联系又有区別：联系在于翻译动机从宏观层面确定了译文选择的方向，而区别在于在总的翻译动机引导下译文选择的面较宽，具体确定翻译哪ー种文本，往往会受很多因素的制约。粗略地讲，从译者的角度，译本的选择可以分为“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两类。前者指译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审美趣味等对译本进行的选择，后者指译者所接受的“发起人”指定的翻译文本。

关于译本选择，迄今巳有部分研究，下举两例：

崔玉森从科技情报研究者的角度介绍了自己如何选择翻译材料的经验，并将之归结为几点：1. 要选择人们关心的热点，选择人们知识中急需补充的空白点;2.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交叉点上选材;3.要挑选有独到见解、有科学预见性的材料。如果说该文主要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给了我们ー些启示的话， 那么，《论译者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利玛窦翻译活动个案研究》一文则以传教士译者利玛窦的翻译活动为个案，从历史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在特定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说明了译者选择的被动性和适应性。

3. 译文过程中的诸多考虑

这里的译文过程中的诸多考虑，主要涉及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本选定之后，在进行翻译之前或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必须面对诸多问题，如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与读者的关系，是逐字逐句翻译，还是择其重点予以译介;对原文中一些与译入语语境有冲突的内容如何处理，等等。概而言之，是有关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翻译策略是ー个范畴较宽的领域，不少学者对之的看法并不一致。为论述方便，我们在这里将之概括为两对范畴：一是“异化”与“归化” (foreignization vs. domestication), ニ是全译与部分翻译（full translation vs partial translation)。

所谓“异化”与“归化”，主要涉及翻译者对待原著的态度，换言之，就是翻译者对译本功能的考虑。在“异化”手法中，译者尽可能 贴近原文，力求使译作从语义到结构、从语气到神情都酷似原作，以传达原作的风貌；而在“归化”手法中，译者考虑的主要对象是接受者，即译本的读者，因而译文常常以译入语为归宿，对句子结构、表达法乃至人名、地名均以择入语为标准。因此，这两种策略在功能上出现了差异：异化是source-text oriented，以弘扬原语文化为己任，归化则是target-text oriented，以有利于读者接受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