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存在的语篇翻译对认知主体而言所构成的范畴及其次范畴 (A、B、B')都具有原型性质，都呈现出共时原型范畴结构的一般特点。语篇翻译范畴和次范畴内部成员呈现出典型程度和代表性差异，成员地位不是相等的（如B'上的全译和编译）。语篇翻译范畴具有家族相似性结构，范畴边缘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比如，无法清楚地划出此语篇翻译和彼语篇解释的界限），语篇翻译原型范畴也无法根据一组单纯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行定义，范畴具有自己的、非元素性的范畴认知属性，对认知主体来说是互动的、综合的、多值性的、后天的、具体的。从认知角度讲，基于原型的语篇翻译范畴表现出杂合性质，也兼容经典范畴观的一些优点，这样就可以使认知主体既可以对语篇翻译进行精细区分和处理，也可以进行快速认知或自动处理，从而以较少的认知努力获取较多的认知效益。

在连续体（A、B、B')上，语篇、语境和功能的关系总的倾向是，语篇专业性越强，与之相联系的语境就越具体明确，也就越容易预测其在原语文化中的功能，同时也越容易确定译文语篇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将要实现的功能，译文语篇一般而言也越会以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规约为文本语言形式构建取向。文学语篇虽然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但一般不与单一、特定的语境相联系。文学语篇与现实语境的联系，一方面是通过个体读者的阅读行为来建立，另一方面是通过作为文学艺术品的文学语篇进入文学典范来建立。作为文学典范一部分的一个文学语篇是艺术家对某时某地在某文化中观察到的或想象的事件的记录， 具有一定自主性和稳定性。但是它会通过与另一个时空的，或另一个文化中的读者的互动而得到再创造，包括通过翻译的再创造。与其他翻译相比，文学翻译除了意义的传递外，还要更多地考虑题材、 体裁、思想、意境、风格、技巧、篇章结构、审美效果和遣词造句等。诸如可译性、归化、异化、仿译、神似、化境等概念也主要产生于文学翻译范畴。译者的文本接受过程意味着对文本的创造过程， 而唯有这一过程才使文学文本获得真正的生命。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心理结构、不同的个性气质、不同的审美意象和不同的审美定势的译者，翻译同一原文会产生不同的译文，从而折射出译者的才情与个性，产生了译者风格、译者主体性、复译、翻译批评等概念。原文文学性越强，其语境和功能的开放性就越高，就越依赖于读者的解读，其译文也就会越倾向于多元化。一般而言，译文文本的多元化表明了原文文本在原文语言文化系统中较高的地位。原文文本与读者、译者的这种互动是受到一定文化因素和特定情境制约的，而且文本本身也会参与到新的情境创设的过程中，于是成为新的语境元素。

1970年代以前，索绪尔开启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抽象的语言系统而非语言的实际样本——话语和文本，而语篇翻译涉及具体文本的处理，语篇翻译的问题自然被排除在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之外。1970年代以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语言系统和语篇的关系，把语篇视为研究对象，也把翻译问题纳入视野。甚至有的学者提出，要进行语言研究就离不开对翻译的研究。关于语言系统、 语言规范和规约、语篇三者的关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三者处于一个连续体上，语言系统是基于原型的，规范也具有原型性和图式性，是对语言无标记用法的描述，提供了无限的、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可能，规约把语言规范和具体使用语境联系起来，而语篇是文化中的部分，是具有特质的、具体的个人的语言实现，体现了语言的有标记使用。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别在于前者挖掘了语言系统的全部潜力，能够创造性地扩展语言规范，而后者仅使用了语言系统的部分潜力，这就取消了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之间、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之间人为划出的严格界限。与典型的科学技术语篇翻译不同，文学语篇翻译的译者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可能是如何确定要在多大程度上用译入语译出原文语篇对原语规范的这种创造性扩展，而同时又不过度违反目的语的语言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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