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译押韵诗需要更多的技能和时间，但实践证明译诗押韵并非不可能，而且也可不偏离文本。英语句法非常灵活，大大弥补了乔叟所埋怨的英语缺乏押韵词的缺陷。但更为重要的是，押韵施加于译者的约束本身则通向于另一种自由，因为约束激起想象。在满足押韵需要的过程中，你就从音调乏味的逐字翻译中解放出来。只要敢于挑战、超越，结果也许就会更接近原文意义。
在格律方面，有个新的复杂情况。由于英语的主要格律是由 -轻-重两个音节构成的抑扬格，将抑扬格诗译成英语就没有什么困难。但怎样去译由扬抑5音步格4行诗节组成的希腊萨福诗体(Greek Sapphics)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符案。一个办法是像里奇蒙•拉铁摩尔(Richmond Lattimore)那样用萨福诗体来写成英语诗，不过他在翻译荷马用扬抑抑格的六韵步诗行组成的诗时，却写成 6个重音自由配置的诗行(a line with six freely placed stresses)。从这两个事例，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断:有些时候复制（duplication) 是可能的；又有些时候，等效（equivalent)是可取的。无论如何，在重音或音节上，最好找出一种技巧，它至少能回应原作文本的和谐悦耳的声音。

在措词行文的语气上，是应该把一首19世纪的法语诗译成19世纪的英语呢，还是把它荒谬地译成古英语呢？巴恩斯通常说他个人的优先选择是把较为古老的文本译成现代英语。据推测， 原语文本既然当时是用读者听起来自然的语言写的，那么，目的语的措词行文也就应该使当代读者听起来自然。除开现代英语，其他什么样的英语都会使今天的读者感到不自然。诗在译文中听起来也应像在原文中天生的那样自然，而不令人感到陌生。
巴恩斯通讲过优先选择天生自然的现代英语之后，又进一步描述“ 自然”（Naturalness)这一概念，有些时候，评者可能希望原文的句法在英语中再现，而且不惜冒着受批评的风险把一种尴尬而陌生的品性强加于英语。幸运的是，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修辞结构进入了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圣经》英译本，英语的边界便随之大为扩宽。
只要那首再创造的诗是好诗，只要那种方法得到恰当的认可， 任何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唯一永远不可接受的东西是错误，错误并非自由。如果管子工把热水连接到冷水管，或者外科医生误把肾脏当肝脏割掉，这都不是艺术自由。
自由翻译的极端，就是译者用外语文小为借口来写自己的诗， 译者只应翻译原诗文本，而不应剽窃原语文本。有时候对它加以彻底处理倒是必要的；否则就可能产生单调的拙劣的译文。
不过，巴恩斯通的优先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忠于原作的翻译。英语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语言文字，而且，即便在忠于原文的范围内，在遣词用语力面，也有很多回旋余地。
最后，谈一下所谓不可译的问题。似乎不能翻译的东西倒真值得一试。一个中性的段落可能是容易翻译的，但其结果也可能是平淡无奇，但对译者一诗人来说，那首不可译的诗倒能产生最好的诗，他是根据所遇到阻力的大小来考验自己的。因此，这种不可译的阻力却激励他、迫使他进入自由和创造的境界。如果要译这首诗，他就必须使想象腾飞。不论原诗是否曾经可译，一旦译好、 译得成为美的仿制品流传，原诗和译诗的区别就会逐渐消失，因为这首经过再创造的译诗有译者的压抑不住的、不可否认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