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图，我们做如下解释：
交际源于明确的交际目的的确定。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因此，一个完整的翻译过程肇始于翻译任务的确定。也就是说， 从择当译之本开始，翻译过程就开始了。 

首先，择当译之本是适应大文化语境的结果。原作是作家在原语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语境化过程，是适应原语语境的产物。而翻译是译者作为元交际者的身份介人一个完整交际过程的过程，从而使单语状态下的交际变成了现在的跨文化交际。由于译者的主体介人，对译者进行研究便成为理解完整翻译过程的关键。严格来讲，如果不是为了交际，仅仅为了自娱自乐，译者翻译什么应该是译者纯粹私人化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加讨论。译者一旦进入交际过程，也就进入了一个复杂的语境关系网络，在多维语境的张力中开始了语境化的选择和适应。大文化语境中的译者有着自身的思想意识，从而在原语意识形态和译语意识形态之间充当意识形态的“过滤器”。翻译的主体间性语境和文化间性语境告诉我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协调“诸者”的关系：“他者”对译者的掣肘使得译者拥有的不是绝对权力，而是最大酌情权，在诸者之间进行关系的妥协。假如译者受到的掣肘较少，他就能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表现出最大限量的主体思想意识。而他者的“声音”高涨时，他的酌情权就会受限。比如，赞助人可能对译者提出要求，使得译者顺应译语的意识形态；也可能使译者顺应原语意识形态，从而有目的地改造译语意识形态。 应该说，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上，最明显地体现在“择当译之本” 上。意识形态要发生作用，最终体现在译者的主体意识里。也就是说，译者要将这些语境因素认知化，做出一种权衡，最终通过翻译策略体现在译本中——通过“增、删、改、易”实现意识形态操控。
当译之本确定之后，译者便进入了具体的翻译操作过程。译者对原作、原作产生的背景、有关原作的研究和评论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见，译者依托的不仅是“原本”还有提供各种信息来源的“译者源本”。译者带着自身的先知、先见、先把握，以及他者的声音进人翻译过程，从文本中构建出相关语境要素，并将外部语境要素认知化， 进行意义解读。而文本的言不尽意也必然要求译者的认知语境进行填充。经过译者的这些认知活动，固态的文本变成动态，产生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产生出风雨电，产生出爱恨情仇。种种情景投射到译者的思维空间，形成图式文本。显然，译者脑海中形成的图式文本不是原语文本的复制，译入语语境也必然会对图式文本再度同化，从而使译作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作。这种经过多重语境化的图式文本我们称之为“译者释本”，依之，译者进行意向性赋意。由于大文化语境和主体间性语境的干涉，译者往往会实施“自我审查”，正如维索尔伦的语境论中发话人充当自己的释话人一样。这种经过译者自身过滤的译语文本我们称为“译者滤本”。译本再加上他者的过滤，称之为“他者滤本”，从而最终使译作与原作拉开一段距离。而距离的远近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语境要素的扬抑、译者的主体意识、以及意识形态的 操控程度。
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影响并不总是彰显无余的， 诸者的关系也并不总是充满分歧，但是这种影响总是在译者的心中挥之不去，毕竟译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当然，美学效果有时成为 诸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忠诚”情结主导着译者。因此，译者竭力使译 作靠近原作，拉近与原作的距离，力争在艺术的各个层面与原作“等值”。“不出版就出局”，译者要想使自己的译作得到出版还要考虑 出版者的审美取向，同样还要进行读者角度的审美臆测。因为对读 者群的判断会直接影响到翻译策略。编辑、审稿人等的审美趣味也 会在译作中留下印痕。因此，即使意识形态的影响降到最低，审美成 为翻译的最优考虑，各种语言、语境因素依然会使译作与原作拉开一 定的距离。因而，翻译中的“等、易、增、删、隐、显、虚、实”便是译者语 境化选择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就是复制”显然是一 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