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由译者实施的有目的的行为，必然发生在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中。因为“翻译活动是一项社会性活动……是跨越时空的…… 所有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代、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这些外部环境往往会决定翻译的目的性，决定译者群的翻译观念和文化观念，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直至世界观和人生观。例如，在严复和林纾，梁启超，徐光启等人开始从事翻译活动时，一种宣扬启蒙的思想在支配他们的翻译活动，而当时所选的材料也都与之有关，如严复所译《天演论》，旨在宣扬‘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林纾所译《黑奴吁天录》旨在警示世人感黑种之将亡，更忧黄种之将亡，梁启超译政治小说意在促进国内‘议论为之一变’，为变法维新营造舆论。而鲁迅力主‘真心模仿’是要改造文言文为白话文，大量吸收新的词汇与表达法，等等。所以，环境原则是翻译活动的一项久被人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原则。翻译活动要因时、因人、因事而异，不可能亘古不变，千篇一律。因为翻译活动是由其内部与外部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翻译是一种认知思维活动。茅盾曾经说，“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语言进行思索和想像；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由此可见，翻译过程是译者中外思维的交汇，译者的认知对于产生什么样的译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翻译过程是语境重构和语境适应的过程。译者阅读原文的过程同时也是语境构建的过程，文本语境对于解读原文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翻译过程也是译者协调“诸者”关系的过程。
翻译是译者进行的翻译，翻译应该以译者为中心，这个命题在罗滨逊的《轮到了译者》中得到了强调。因为在语境化过程中，译者考虑的语境因素不同，语境组合形式不同，意图取向便不同。译者正是根据自己对翻译过程的语境化，进行取舍，做出选择的。

在所有翻译语境要素中，译者是最重要的语境要素。因为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以元交际者的身份介入的，译者以文本为媒介与“诸者”进行跨越时空语境的交际活动，“诸者”在交际过程中往往是“缺场”的，这完全不同于日常交际中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因此，翻译过 程中的所有语境因素只有通过译者的认知才能起到作用，译者的认 知语境与外部语境要素的认知化成为统领语境组合的轴心。
翻译由人而为，为人而作。以人为本使我们的文学翻译语境化过程模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既可以解释普遍的、本质的“对等”， 又可以解释特异的、偏态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