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主体（间性)层面的语境适应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在“诸者”之间斡旋。 理想的情况是译者能够找到使“诸者”都能满意的黄金分割点。但在 具体翻译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实施者，具有其主观能动性。亨利•莱德（Henry Rider)的比喻非常形象，“译者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就像把旧衣服改成新衣服一样，虽 然材料依旧，但是样式和剪裁方式却不同了，在制作过程中，还会有所增添，有所裁剪。”对此，巴斯奈特评论道，这 种比喻说明了译者的主体性，而这一点却被翻译理论家边缘化了。 译者不仅选择翻译的文本，而且他/她还要用目的语对之进行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个体选择的主体性是不容忽视的。（同上）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既不从原语角度看待翻译，也不从译语 角度看待翻译，而是从译者角度来看待翻译。

但是，在凸显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也要考虑主体间性问题。翻译毕竟不同于创作，译者的主体性并不是没有制约，可以无限制地发挥，而是同时受到“他者”的掣肘。比如，在早期的《红楼梦》翻译过程 中，王良志和王际真的节译本就是和“赞助人”妥协的产物。这两位译者有能力也有意图全译《红楼梦》，将其艺术魅力全面引介到英语世界。然而，作为赞助人的美国出版商只考虑到英美读者对英译中国文学的大致期望，甚至要求译者把故事改编为具有异国情调和传奇情节的单纯爱情故事。因此，王良志的译文中删除了所有与宝黛爱情不直接相关的内容，仅仅译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描写。王际真的译本也主要集中于宝黛的爱情悲剧。对此，王际真承认在第一版 中删除大量对于封建社会的生动描写，表达了自己的翻译受制于出版商的尴尬和无奈。

对于霍克斯和杨氏夫妇的全译本来讲，翻译过程中也体现着复 杂的关系网络。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作为牛津大学的教授，霍克斯在英国汉学界享有权威地位。其赞助人是企鹅 出版社，对霍克斯不会有多少掣肘。霍克斯把《红楼梦》定位为社会风俗小说，其读者定位也非常清楚，那就是西方读者，其翻译目的是让西方读者感受到这部作品的乐趣。从这一点上看，霍克斯翻译过程中“诸者”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因而霍克斯有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根据读者的认知语境和自身的翻译取向进行各种协商性的选择。 对于杨氏夫妇来讲，其赞助人是外文出版社，当然属于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杨译本似乎没有特别明确的读者对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戴乃迭曾经说我们似乎在为面目不清的人翻译…"。我们并不只是为美国人和澳洲人翻译，而是为所有亚洲及非洲懂英语的人翻译，因此，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读者是谁。”因此，杨氏夫妇主要是按照赞助人的要求，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进行翻译。当然，这种翻译 方式与杨宪益本人的翻译观是一致的，因为他认为“翻译时不能做过 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形象。”这就是他的译文之所以“简洁”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不同的译者会对主体间性作出自己的判断，适应主体间性语境， 作出自己认为最佳化的妥协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