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之所以能够做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译语同原语一样也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适应性：变异性是指译语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以表达原语意义；协商性是指对译语语言的选择不是按机械方式，也不是按严格的形式——功能关系，而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适应性是指译者得以从译语语言的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以便能够完成跨语、跨文化的交际。

在这三种特性当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基础和前提，而适应性则 是目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综合各种语境要素，接受翻译任务，确定翻译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出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围绕着翻译目的的。当然，翻译目的并非确定在某一个层面，相反，翻译目的往 往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语境适应也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既在文化层面宏观适应，也在主体（间性)层面适应。 当然，所有这些适应最终都要通过文本语境(信道)体现出来。

a. 文化（间性)层面的语境适应
翻译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中，从而 影响到译者做出的种种选择，因此，译作永远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 作。“一部作品被引入了一个新的语言环境(语境），于是也就产生了 一系列的变形……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 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翻译不仅把原文带入了另一种语言语境，也把原文带人了另外一种文学互文语境以及社会文化语境。（Holmes 1988: 47) 在霍克斯《红楼梦》的翻译中，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点：
变红为绿,如：
怡红院变成了 Court of 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变成了 Green Boy。
道教、佛教变为基督教，如：
“阿米陀佛”变为God bless my soul.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变为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神仙”变为Salvation.
“如来”变为 He of the Holy Name.
显然，这样翻译适应了英语文化的语境。当然，“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所带来的损失，但自认为无能为力。”而这应该说是“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是不平等态势的长期延续所造成的结果。因为按照多元系统理论，强势文化对于外国的文学作品一般不会很尊重，就连在原产地被经典化了的作品也一样。虽然我们不能说霍克斯不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处于英国文化那样的强势文化语境中，霍克斯无疑会受到英国的文化语境以及相应的翻译规范的影响。这些影响必然通过他的“先知”、“先见”、“先把握”表现出来，从而影响翻译过程。换言之，从文化语境的视角看，“或许原因倒 不一定在霍克斯本人，”而是文化间性语境（特别是文化之间 的不平等态势和高低文化语境）下译者的“集体无意识”使然。而杨氏夫妇在处理上述问题时，保持了“红”，保持了道教和佛教的传统， 天译为“Heaven”，神译为“immortal”。而在涉及“性”的“脏词”的翻译上，杨氏夫妇一般采取了“文化过滤”，而霍克斯则一般予以保留。 可见，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语文本的选择不是严格按照形 式——功能进行的，而是适应文化（间性)语境，采取了高度灵活的策略。可见，不同的语境适应是导致译语文本差异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