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特定文化的一员，必定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自从翻译意识形态 论的始作俑者勒菲弗尔提出该理论以来，译界似乎出现了一股“泛意 识形态”论，否认译者自身的主体意识。可以肯定地讲，意识形态并 不是一个不散的幽灵，并不是文学作品的每一个字孔里都喘着意识 形态的气息。比如，“译者如果身兼翻译的发起者和委托者，在翻译 策略的选择上就有相当的自由，例如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无论它是 ‘严肃’还是‘通俗'都可以着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娱乐性，或者着重传达其中的寓意，甚至加上自己的寓意。”

 

事实上，由于翻译的跨文化特征，“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使得译文与译入语读者较之原语读者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终结，即译者。 带有自身意识形态的译者或多或少地在译文与译入语读者之间形成 隔离，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即可带有缓冲性质，又可带催化性质：也许在译人语里有与原语相匹配的语言，但不一定有匹配的 意识形态，于是翻译时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即由原语文本的和译者 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引发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诚然，中间地带 的缓冲性起的是‘安全阀’的作用，可以‘化险为夷，，而其催化剂作用 可以是添油加醋甚者无中生有。二者都是对翻译的干预。……翻译 赞助人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可能要求译文贴近原文的意识形态，让 其影响并改造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也可能要求译文拉开与原语的意 识形态，让其影响并改造译人语的意识形态，也可能要求译文拉开与 原语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以便对其过滤或审查。” 综观勒菲维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文化语境决定论的观点。 在他的论述中，夸大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文化语境因素对于 翻译的制约作用。勒菲弗尔对翻译大文化语境的探索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翻译观，只是在文化层面的语境化，有着自身的缺陷。

 

而且，勒菲弗尔研究的是翻译的外部语境，没有触及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语境和审美传递，中心在于揭示翻译过程中的操纵，忽略了受文本语境调节的对等，不能全面揭示翻译过程的本质。勒菲弗尔注重的是大文化语境对于翻译过程的影响，没有涉及从语篇如何推导语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