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学结构方面

唐代的传奇被认为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基础，而据很多学者考证，佛经译本不仅影响了唐传奇的内容，还影响着唐传奇的文学结构。季羡林先生曾对比考察王度的《古镜记》和汉译的《六度集经》，认为《古镜记》以一面古镜为线索，叙述了几个毫不相干的故事，这种文学结构不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却与印度文学《五卷书》和汉译佛经《六度集经》极其相似。

自唐代起，佛经翻译还因讲经的方式，衍生出一种韵散交错的变文形式。即说与唱结合，散文体中间穿插诗词。这种文体结构后来被大量用于我国的白话小说（如《西游记》、《红楼梦》等）——用散文体叙述，中间穿插“有诗为证”引出的诗词。

两宋时期出现的“话本”甚至把佛经的文学结构囊括入内。鲁迅先生曾将宋代的“话本”分为四类，即讲史、小说、合生、说经。“讲史”即讲述历史，“小说”即讲述故事，“合生”类似于相声，“说经”就是演说佛经，可见佛经在当时已经被看做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当时很流行的说经话本，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各卷分若干段，每段开始有小标题，结尾有一二首诗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其故事和结构成为后来明代小说《西游记》的灵感源泉之一。正如梁启超所言，“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

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楿》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

3）文学语言方面

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学语言产生很大影响，一部分归功于佛经原文独特的文学性，还有很大部分则归功于译者译笔的文学性。例如，《佛本行赞经》的原文用韵文叙述了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不但情节生动，文字优美，还运用了多种文学技巧，被视为印度古典梵语文学最优美的长篇叙事诗。僧人昙无谶用五言无韵诗体将该经译出，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的第一首长诗。译本一经问世，不但众佛教徒争相传阅，众多文人雅士也爱不释手。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此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这样被中国文人欣赏的佛经译本还有很多，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经》非常富有文学趣味，本身就是一部小说。《大乘庄严论》则像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

佛经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还在于很多诗人和文学家都在思想和文学观上深受佛经影响。唐代山水诗人王维就选择佛教人名“摩诘”为自己的名字，他终生笃志信佛，饱读佛经，他的诗把“以禅入诗，诗化禅趣”作为追求的意境，带有明显的禅意，他也被后人称为“诗佛”。以王维的名诗《鹿柴》为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在诗中他把佛家清净理念加诸于自然景物，营造出一种“空”、“寂”、“闲”的禅定境界。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文学家韩愈等人也都曾阅读大量佛经。李白曾写过《李居士赞》、《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地藏菩萨赞》等佛经读后感，李白和杜甫写过的游览佛寺的诗不下30首，白居易与佛教相关的诗歌多达数百首。唐代还出现了像寒山、拾得这样的著名诗僧。

甚至中国诗歌评论和其他文论都采用了很多佛教语言。如我国文论史上的诗论专著《诗式》中所用的很多语言，简直可以说就是佛经语言：“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精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功”，“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从这些语言中不难看出“心”、“色”、“虚”、“实”等佛教核心概念。

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学的促进，正如梁启超所评论的：“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译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因此可以说，佛教典籍的翻译不仅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历时极为长久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学、文化的构建与创新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由此也更可看清翻译在接纳、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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