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家名译中的错误，该不该提? 能不能提? 提时应该抱什么态度？

翻译错误是难免的，名家名译也不例外。最著名的说法是钱钟书先生对林纾翻译的评论：“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居然没有丧失吸引力，仍不失为翻译中的珍品，文采斐然超过原作。戴镏龄先生指出：“英语〈钦定本圣经》（1611），几世纪以来被认为英语中的经典之一，其中就不免有严重的误译，以至谬种流传，成为笑柄。更早法国文豪蒙田的《随笔集》1603年的英译本，也早已是脍炙人口的名译，其中错误就更多了，据说平均每页十五条”（《我与翻译》，845页，《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那么，该如何对待翻译珍品中的错误呢？文学翻译的价值不一定只看其中有无个别的误译，而看总体的把握。看总体上是否能传达出原作的思想内容和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传达出原作的旨趣以及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总的来说，一件文学翻译能传达原作的神味，或者自有独到之处，虽然其中会给人们挑拣出错误，也不失为成功的翻译”（戴镏龄）。莎剧学者贺祥麟先生在指出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几十个错误之后，仍肯定地认为：严复提的信、达、雅三项标准朱译都达到了；朱译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朗朗上口，决无诘屈聱牙之声”（《中国翻译词典》981页，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

但是，对名家名译中的错误不应该“视而不见”，“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是对祖国文化事业不负责的态度。李文俊先生说：“为了使中国的文学翻译水平再提高一个层次，不应回避以高水平的译家、译品为批评的对象，相反，应该有那么一些有心人，除了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外，也应着重指出尚可改进之处，并且最好能有较深人细致的分析。我认为这样做，不但是有益和必须的，而且也是符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规律的”（《中国翻译》1992年2期）。

我们认为，这种指出名家名译的错误的工作可称为“剪线头”或“剜烂疤”。一幅美丽的刺绣，可惜留下一些线头没有剪掉，有伤大雅。剪掉了可以使这幅刺绣更完美，个苹果有个烂疤，把它剜掉仍可以吃。鲁迅先生有精彩的说法：“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太冤枉，而况以后还要穷下去。所以，以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还可以吃得。这么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少一点，……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名家名译中的错误，应该指出，这是确定无疑的了。那么对于批评者或被批评者，应该持什么态度呢? 

批评者一定要持十分慎重、全面和公允的态度。所谓“慎重”，就是要言之有据，要深入钻研原作，多查几本原语解释的词典，反复掂量，深思熟虑；所谓“全面”，就是茅盾先生在第一次全国翻译会议上说的：“我们希望今后的批评更注意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神、风格的正确性上，从译本的语言运用上，以及从译者的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做全面的深人的批评。这样，才可以逐渐地树立起严肃、认真、刻苦研究的作风，达到逐渐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所谓“公允”，就是要与人为善，切忌讽刺挖苦，挑剔夸大。

对于被批评者来说，应该豁达超脱，处事从容。对证据确凿、言之有理的，若有再版机会，斟酌修改，使自己的译本更完善，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若批评错了，不妨予以反驳，或加以说明，或者根本不予理会，“小子无所谓”。老翻译家还应看到：江山代代新人出。何不像傅雷一样：“只要有人能胜过我，就表示中国还有人，不至于‘廖化当先锋’，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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