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佛经的翻译，历代的译者都不仅追求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还追求语言的文学性。彦琮在《辩证论》一文中曾提出了合格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即“八备”说），其中一条就是“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即要求译者通晓中国经史，擅长文学，这样译文才不至于过于粗拙而缺乏文采。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就以重视译本的“文藻”著称，他最著名的比喻就是将缺乏文藻的译文比作“嚼饭与人”：“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可能正是因为其译本语言的文学性，鸠摩罗什的《金刚经》译本成为流传最广的佛经译本。而佛经译本的广泛流传，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和戏曲、戏剧等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文学题材、文学结构、文学语言等各个方面。

1）文学题材方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兴盛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志怪小说”，这些志怪小说记录的内容涉及神鬼灵怪、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都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文中曾指出：“助六朝志人志怪思想发展的便是印度思想的输人。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佛经很多，而同时鬼怪奇异之说杂出，所以当是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译者在佛经中对佛教的术语无论采取音译还是意译，都可能激发中国读者新的想象力，从而以译者都无法预想的各种方式丰富着中国的文学题材。例如，干宝的《搜神记》曾记录汉武帝凿昆明池，发现池底没有土而都是“灰墨”，东方朔就根据自己对佛经译词的理解，向汉武帝发挥他的想象力：“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此处的“劫”就是梵文kalpa的音译，是佛教对宇宙时空描述的一个时间单位。

又如，佛经中的芬陀利花(Pundarika)是佛门圣花，和中国的莲花有些相似，但花叶、花形都不相同，它们一般都非常巨大，甚至“大如车盖”。佛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降生之时，净饭王宫的池中突然开满这种大如车盖的白色莲花，佛祖的舌根也放射出千道金光，每道金光都化作一朵千叶白莲。佛经译者在翻译Pundarika时没有采取音译，而是借用了中国文化中意象颇为相似的莲花作为替代，继而把这种意象加以普及，把佛祖讲经的座位译为“莲花座”或“莲台”，佛教庙宇称为“莲刹”，佛眼称为“莲眼”，释迦牟尼的手称为“莲花手”，僧尼受戒称为“莲花戒”，讲经说法称为“舌上生莲”，甚至将

有的佛经直接称为《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结果，不仅莲花成为佛教的意象代表，中国传统的莲花意象也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神韵和想象空间。例如，北朝诗人薛道衡的诗句“珠桂浮明月，莲座吐芙蓉”便带有很强的禅意。我们最为熟悉的宋代理学家、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对莲花的描述脍炙人口：“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而有学者考证出，《华严经探玄记》中早有类似对莲花的描述：“如世莲华，在泥不染，譬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钱钟书也曾指出“以莲揣称高洁，实为释氏常谈。《四十二章经》即亦云：吾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所污”，并打趣周敦颐“有拾彼法牙慧之嫌”。

佛经中还有很多寓言，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又一个题材源泉。鲁迅先生在《痴花鬘题记》中曾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如大林深泉，他国文艺，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三国魏人邯郸淳的《笑林》中的很多寓言和笑话据考证就是由佛经译本《百喻经》里的佛经故事演变而来的。

中国明代的白话小说《西游记》更是文学题材受佛经翻译影响的典型代表。不仅小说的主线围绕着佛教的传播，主要人物和故事也基本取材于佛经。我国学者胡适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孙悟空的神猴形象与印度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代表《红楼梦》也体现出很深的佛家观念。小说第一回便从“一僧一道”开端，以女娲补天未用的一块奇石下凡为引子，将人生解读为一场大梦，透过贾府的盛衰兴亡表现“万法皆空，世事无常”。书中每到关键处，也会出现这“一僧一道”，叙事评点的语言也充满佛家玄机，“空空道人”、“甄（真）士隐”、“贾（假）宝玉”等人名也体现了“有形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虚幻”的强烈佛教观念。书中还有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引用了佛教的偈语，如第八十七回有这样一段：

惜春听彩屏说道士妙玉中了邪，“嘴里乱嚷说强盗来抢她来了”，惜春因想：“妙玉虽说洁净，毕竟尘缘未断，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时，那有邪魔缠扰，一念不生，万缘俱寂”。便口占一偈云：大造本无方，云何得应住，既从空中来，应向空中去。

随着佛教的普及，中国的很多文学即使不直接取材于佛经，也都或多或少带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人生是苦”、“万法皆空”等宣传佛经的观念。胡适曾说“中国固有的古文学最缺乏想象力……是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能力解放了中国文学”。这种说法虽有所偏激，但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学题材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