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这个中国传统戏剧中没有的文学形式，可以说完全是通过翻译才引入的。1907年，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被普遍看作中国现代话剧的开端。虽然他们的话剧采用幕表制，演出前没有剧本，但选择这两部作品进行演出，显然受晚清这两部译作流行程度的影响。

胡适曾撰文列举可供中国文学借鉴的西方戏剧：“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精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萧士比亚(Shakespeare)和莫逆尔（Molié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更重要的，如“问题戏”专门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c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1918年6月，《新青年》开辟译介外国文学的“易卜生专号”，推出胡适、罗家伦、陶履恭等翻译的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今译《玩偶之家》）、《国家之敌》（今译《人民公敌》)等剧本。胡适还写了一篇译介文章《易卜生主义》，以这两个翻译的剧本为例，介绍易卜生对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女性问题的写实：“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要说一点病没有”。‘胡适由此将易卜生的这种戏剧创作方式命名为“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在当时的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引发了大批效仿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这些问题剧在题材上与易卜生的戏剧相仿，创作模式上也基本上模仿“娜拉”的出走结局，被称为“娜拉剧”。例如胡适的《终身大事》中田亚梅追求自由婚姻离家，剧作从题材、主题到结构的安排，都明显地摹仿《玩偶之家》。欧阳予倩的独幕剧《泼妇》中女主角于素心反对丈夫纳妾而选择离婚出走，体现了女性对自我独立人格的护卫。郭沫若的《卓文君》在历史人物身上灌注五四运动时期追求人的尊严的理念。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改变潘金莲在《水浒传》中的“淫妇”形象，将其塑造为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这些新剧中的女性都像娜拉一样喊出“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除了问题剧，舞台喜剧也是在模仿中发展起来的。剧作家丁西林的独幕剧《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揭露了上层社会虚伪迂腐、荒谬无耻的人情世态，语言俏皮，富于机智，情节曲折多变，这些都带着明显的英国喜剧特点。曹禺的话剧也深受西方戏剧影响，“《雷雨》还是不脱浪漫剧末期的喜弄小技巧的作风，《日出》则完全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原野》又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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