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汉语思维

事物有两重性。林纾不懂外文，译书靠别人口授，看起来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他不受外语句法的束缚，他的翻译活动纯粹是汉语的思维，译出的绝对是归化的译文，不会是欧化的句子。

茅盾说过：“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翻译通讯》1983年l期）。对于林纾，“阅读外国文字”由别人代劳，他做的只是“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这是林译至今“还没有丧失吸引力”的原因之一。难道这还不值得那些反对归化的译文的人深思吗？力图保存原文的句式，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原著，费了好多力气，结果造出了短命的译品，过了不久就被人遗忘和抛弃，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4. 选择了适合自己个性的原著

林纾18岁与刘琼姿结婚，伉俪情深。46岁时，刘琼姿病逝，林纾十分悲伤，终日牢愁寡欢。此时正逢他的好友王寿昌从法国归来，带回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书，邀请林纾与他合作翻译，以解丧偶之痛。此书的哀婉情调正与林纾此时的心情相吻合，于是他慨然应允。可以想象，林纾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注入了多少伤心泪。或许在他心目中，茶花女就是刘琼姿，刘琼姿就是茶花女。《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外。著名翻译家严复写诗赞扬：“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而在“支那荡子”巾，第一个断肠的就是林琴南！

纵观林译的众多的小说中，凡是取得成功、在读者中引起轰动的，就是原作的情调与林纾的处境身世有吻合之处，译者在翻译中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如《黑奴呼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玉雪留痕》等：林纾后期的翻译，热情减退。“色彩枯暗，劲头松散，读来令入厌倦”，“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和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经过林纾六十岁后没精打采的翻译，它们竟像《鱼雁抉微》里嘲笑的神学著作，仿佛能和安眠药比赛功效。塞万提斯的生气勃勃、浩瀚流走的原文和林纾的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神笔和林纾的钝笔，成为残酷的对照”《《林纾的翻译》，92页，《七缀集》，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们能从这里领悟到什么呢?要再现原作的风格，必须是译者的风格与作者风格协调一致，互相映衬。最高境界是二者达到水乳交融，但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原本！选择风格、情调、创造个性与译者相吻合或相近的原本！

5. 高尚的爱国与救世的动机

林纾于1913年2月2日在北京《平报》上发表了《译叹》一文，表述了他为救国而从事翻译的一片赤诚之心。在他1900年12月22日为《译林》月刊写的序中，明确指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有可能抵抗欧洲列强，否则，就像“不习水而斗游者”样愚蠢。这篇《译林·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然之！

这里，作者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他把翻译的功能，比作疏导将枯之泉眼、复燃垂灭之火星！这篇序文，被阿英称作“实为翻译界之重要文献”。

在他大量的译作序跋中，他的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的民的和功能七，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

为爱国与救世而译书，林纾为后世的翻译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康有为有诗赞扬林纾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注：虞初指林译小说）。

6. 全身心投入

钱钟书先生把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分为两个时期：1913年他译完《离恨天》之前为前期。这一个时期，他精神饱满，翻译时全身心投入，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与作品中人物心灵相交流，因而他笔酣墨浓，得心应手，所译“十之八九都很醒目”。到了后期，由于热情减退，“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时译者注入自己的感情，与作品中的人物作心灵的交流，十分重要，是翻译成功的一个因素。钱钟书称赞林纾前期“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来擦眼泪”，肯定了他这种“亲热、隆重对待他所译的作品”的态度。

总之，一个不懂外语的人，却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巨人，他成功的因素很多，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与吸取；部部“漏译误译触处皆是”的译品，却能与世长存，拥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其中的奥妙值得我们去探索。以上文字，是我们一点粗浅的心得体会，实为“抛砖引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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