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明确地说这个例子意译（b）比直译(a）好。何以见得？如果是在文学作品中，像这样生动的形象语言，又不会造成什么理解困难，或许直译才能更好地体现民族风情、地方色彩和人物说话的特色。

翻译教材在介绍翻译技巧的时候不可忽视条件的重要性，这并非苛求，编著者只要改变一下思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不必把话说死。近几年翻译教材中的例句和练习多注意取自篇章、少用单句，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改进，面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学生就很可能会感到：教材里说的都不错，给的译文也很好，有的甚至令人叫绝，可就是一做练习就不知道用哪个好了，好不容易用了一个，还用得不是地方。所以，“翻译教育的要务之一是训练学生如何就原作的特色、翻译的功用及译作读者的背景，选择适当的处理方法。”（范文美，1995)面“……探讨翻译技巧的使用条件，也是今后翻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翻译批评中，不讲条件地指某种译法“好”或“不好”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无论是补偿翻译还是其他翻译手段，只要是有人用过的或者可能有用的，理论家都可以而且应该介绍，但如果还要分析其利弊，就必须说明在什么具体情况下、就何种目的而言才会出现这些利弊。”（张南峰，1999）(着重线为笔者所加)又如对《红与黑》卷首一句若干种译法的争论（许钧，1996：221-228），争的其实是批评的前提或条件，即各人所持标准的理论依据，有无结论要看论者对其是否有共识，如对文学翻译再创造“度”的把握、对译作应取的语言风格看法是否一致，等等，症结所在，倒不是那个简单的句子本身。在这些问题上缺乏共识，或根本就不认为有达成共识的必要，就难免会形成“鸡同鸭讲”，除非争论的本意在于过程而非结果。

在翻译实践中更是如此。一个句子、一个词怎么译才“好”，一定要看原文是什么性质的文章，是作什么用的，上下文是什么，等等。没有条件限定，很难说哪一种译法是对的或好的，加上译者本身的因素各个不同，这就成了所谓的“译无定译”。不少人从这句话里得出的是颇具虚无色彩的结论，认为翻译标准是个说不清的事情，特别是教学，只能把握对错，很难把握好与不好。解构主义说，“作者死了”，积极的意义是打破迷信，消解永恒，认识传播和阐释对作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如果消极理解，沉醉于“译者活了”，却“活”得没有了法度，翻译标准也就似乎更加遥远、更加不可捉摸了，翻译市场却并不会因此而繁荣起来，只能日益陷人劣质译本泛滥的泥淖，最终使读者失去对翻译的信任。正视“译无定译”，我们看到的应是条件对确定标准的重要性，而不是翻译的无标准。古人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不了解清楚情况，不看条件，就很难把握不“误”。但是，古人此话是叫我们要注意“审势”，而不是叫我们放下工作，从此不再作判断，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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