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实际上谈的都不是要不要忠实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不忠实还叫翻译吗？因此好像也有了共识。然而近年来，由于对话理论、接受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读者以及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的地位上升，人们对庞德译中国诗现象有了更为积极的、更具文化意义的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又有些模糊了。尽管如此，以忠实作为翻译标准第一要义的主流思想，迄今为止其地位还是相当稳固的，对读者接受的考虑作为传统标准中早已包含的内容（不信可重温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讨论），并没有对“忠实”这个标准产生新的冲击（接受理论只是把原来没有说清楚的原理说清楚了），译者地位的提升至今还只停留在书斋里，翻译界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也比较积极、冷静，不负责任的胡译仍然是翻译界主流舆论谴责的对象。

那么，除去以上内容，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究竟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就其实质而言，这些讨论大体上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的：

1. 到底怎样才算忠实(即忠实的内涵：忠实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在哪些方面，包括哪些要素）；

2. 这种忠实的限度（即可译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可读性或通顺、流畅、明白可解等行文方面的要求有关：可译性是相对的，往往以可读性为界限）。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个二元现象，就像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在此，一头是原作，另一头是接受者，翻译标准就在这两端之间游移：是倾向于此，还是倾向于彼，或者说，是author-oriented，还是receptor-oriented。仔细分析一下众多论者对翻译标准的表述，都不难发现这种二元的存在，尽管这些论者的实际取向往往并不是将二元对立起来，而是二者兼顾，倾向只是为了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已。

东晋道安：“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显然是尽量向原作靠拢的。

曾虚白（1929）：“我以为翻译的标准……只有一端，那就是把原书给我的感应忠实地表现出来。我决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原书，我只说，这是我所见到的原书。”这基本上也是author-oriented，只不过加了译者的中介或“过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