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从语言学史和文论史的共同特征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以结构主义为轴心，从19世纪至今，语言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结构主义之前的传统语言学或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后期各流派三个阶段。虽然人文学科理论研究的分期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各种流派总是同时存在，但一个时期内显现出来的主要倾向还是可以判断的，而且和文论相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似乎更为清晰。文论的情况比较复杂，多种流派共存的现象更为突出，但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盛行仍然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近些年来，与存在主义、现象学有密切联系的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形成了强大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而解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表示出了与结构主义的历史联系。

将语言学和文论的发展过程相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这种共同并非巧合，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不管是语言学理论还是文学理论，都是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社会中一些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因此在认识的形成上也必然具有共同的规律。结构主义的兴起和发达就反映出20世纪的人们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看法。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确立之后不久，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与此相应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分析也随之成为文论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实质上看，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是主体研究对象的转移：从心理领域(观念、思想）转到了语言领域（语句和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哲学研究中所说的语言是“最广义的”（徐友渔，1997：30)，哲学家对语言的兴趣仅在于“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哲学”，而不是转而去夺语言学家的饭碗，也以具体的语言分析为己任。翻译界从中看到的应是语言学和文论与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翻译理论建设所具有的意义。

实际上，翻译理论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方法作为基础，一些问题的头绪也很难理清。比如，关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创造性的“度”如何把握才不至于给借题发挥的胡译留下借口，这其实也是个哲学问题。又如，对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介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依解构主义观点，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地位提高，由被动的“隐身”状态(invisible)转为积极的“可见”状态(visible)，这是不是说，译者可以扔掉“镣铐”，随心所欲地大跳其舞了呢?在这个问题上“多走一步”，也会给胡译者留下可钻的空子，这里同样需要对翻译主体及其地位的正确认识。

总之，具备了正确的哲学观念，才能理解翻译这门“协调的艺术”。翻译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原本就有各自的位置，其共性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精华。要勾勒出哲学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框架，非笔者力所能及，但我想它至少应具有以下特点：

1. 术语概念明确；

2. 有高度的概括力，并有可预测性；

3. 可以验证(证实或通过证伪予以否定)，而不是无法落实的空论；

4. 有较强的解释力；

5. 简明，不繁琐、不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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