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有所区别，但又经常被当作同一个问题来看。本文试做一个稍详细的说明。

首先从宏观上看，译者心目中的翻译标准和批评者所持的标准不会完全一样。至少有两个原因：

其一，译者本身也包括在批评者的观察范围之内。译者大可把标准定得很高，而批评者的标准中既有对译者的要求，也有对译者的理解，和译者对译文的精益求精不是一回事；

其二，译作一旦产生，译者于当时当地的各种理解和思考就都凝结在了作品之中，批评者作为后来的阐释者，自有另一个当时当地的背景和与之相应的批评目的，对译作的观察标准也就建立在了另一个基础之上，这种时空的差异，或者说是一种“场”的差异，使得批评者和译者的标准不可能完全一致。

以上可以说是源自不同视野的差异。在一些具体的特点上，这两种角度观照下的标准也有区别，比如标准的实行过程、实行中的考察单位以及对标准的意识程度等等。

对译者而言，一般的做法是先考虑一个大体的翻译标准或翻译原则，然后在操作过程中逐渐使之具体化。由于语言现象的复杂性，每一处细节都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具体因素，因此译者心目中的翻译标准一般也就是个总的指导原则，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再结合具体情况作比较细致的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即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甚而言之，译者有时会“忘了”标准，只是在下意识中以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修养、翻译经验等所形成的直觉去尽力地译，事后回想起来，稍微清晰一点的，也就是那个大体的原则。设定这个大体原则的考察单位往往是整个语篇，在操作过程中从篇章到句群、到句、到词，逐渐落实，呈现出一个从大到小的观察和落实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反复观察语篇、上下文这些宏观

因素和微观的具体语言项目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次性地从大到小解决问题，加之除译者身份外，还可以设身为读者、评者或原作者，从不同角度反复看，由此形成“双向或多向对流”的思维特点。尽管如此，从大到小逐渐落实这个总体倾向还是存在的。认知语言学认为，话语的理解过程是由下（较小的语言单位）至上（较大的语言单位），而话语的建构过程是由上至下，即由较大单位到较小单位的逐级落实。翻译标准的落实过程也就是译文的建构过程，其特点与认知语言学的这一发现是吻合的。

批评者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面对着已经形成的译作，观察角度往往是从结果出发，标准一般也都尽量设定得比较具体、比较清晰，然后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译作，回溯翻译过程，判断译者的思路。设定翻译批评标准的考察单位主要是语篇，脱离语篇去检验具体细节的翻译状况是缺乏根据的。就从语篇入手这一点而言，批评者和译者是一样的，只是批评者没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落实过程。常规意义上的翻译批评都具有较强、较明确的标准意识（否则即无法“批评”），或者说对标准始终是有意识的把握，不会“忘记”，这一点和那些凭直觉和经验出入于“此山中”的译者显然不同。当然，翻译批评并不只限于作出是非好坏的判断，还包括评论、解释、说明，但即使是重描写的现代翻译批评，只要其中包含着判断，就必然有标准意识，否则连如何论证都成问题。说到底，现代翻译批评的特点并不是没有标准，而是标准的多元化、动态化。

除了以上这些不同之外，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重合的，模糊一些，也可以作为同一个问题来讨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翻译批评者总要站在译者的角度来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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