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权力和权威转移”的当代各派文艺批评先驱的以下见解是不可忽视的；反旧权力和旧权威的文艺作品的“读者预期”历数十年而魅力不减（如James Joyce的Ulysses,一反旧文本的一切特色），可见对文本的因袭之见必须彻底破除（范例是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以消解结构为手段以便在结构的废墟上重拾意义）。另外，旧权力和权威的消除、转移可以有利于各种学科之间的广泛借鉴；例如斯特劳森可以用结构主义来分析人类学，破除了传统人类学的权威。翻译批评可以引以为鉴的是：既然许多文学作品采取各种理论模式来进行创作，那么批评这些作品就不能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当代文学批评崇尚所谓“非整体化”、“非中心化”的积极面也在这里：批评家不要试图借助于某种“主义”来剖析作品，而应该采取“一对”、“以某一对某一”的“各个击破”的分散策略来分析作品的“思维碎片”、“创意片断”，不必幻想建立虚无的翻译批评“大厦”或“丰碑”。就此而论，钱钟书有一段论述可供我们的翻译批评界参考：

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塌垮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的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这中间含蕴的哲理是：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结构正在发生量变，人所从事的科技和社会建设事业正在发生量变，人所赖以付诸行动的思想和思维运作机制正在发生量变。旧事物的消融就意味着新事物的胎动。种种变革将深刻地检视二十世纪的历程：二十一世纪将由此应运而生！

让我们高屋建瓴，以顺应时代不断变化的“高视角”来看人类世界，看人类多元文化的发展远景，看我们的翻译事业，看翻译批评具有无限生机的发展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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