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不同于文学批评，但翻译批评又不能不借鉴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一般局限于传统文艺美学的范畴，往往执着于对作品的内容（作家知、情、志）的品评。在方法论上则通常是自省式的。当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有很大的改善。书勒克曾经就此作了如下按流派而论的概论：

文学批评中的新潮流，当然也是植根于历史，既不是前无古人，也不是完全独创；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批评中区分出至少六种新的基本潮流：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二、精神分析批评；三、语言学与风格批评；四、一种新的有机形式主义；五、以文化人类学成果与荣格学说为基础的神话批评；以及六、由存在主义或类似的世界观激发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批评……

可见文学批评的新潮流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关系至深。新潮流接踵而至，此起彼伏，于是作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纷纷按照新潮文学模式写作。我们作翻译批评的时候就不能漠然视之。这个道理犹如“解铃还需系铃人”，批评者得了解而且本着作家是按什么文学理论模式写的，才好按这个模式的理论原则，进行批评，避免“牛头”不对“马嘴”，或根本不知道作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妄下断语。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方法论上出现很明显的所谓“嬗变”，实质上是许多文论先驱及美学家的着意改革。首先是形式实体化。他们往往按人们观察事物的一般程序，先“聚光”于作品的形式而暂时抽去内容或实质（按胡塞尔的说法是先用括号括住，“存而不论”），以便提升形式的价值、显示形式的意义。由于形式意义被提升，形式就具有了本体论价值(ontological value)。这样，批评学就提醒读者“已经不能忽视形式本身的意义”了：形式总是蕴含着本体价值。这一观念上的改变实际早已有文学现实和人类文明形式的进展佐证。柳永的人声韵作品大抵蕴含“凄切情”；而激光色彩的多维变幻则大大增进了人类对“色”的美感和知识。这样就将形式动态化而将内容泛化了。对轻视形式价值的旧观念而言，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变革。其次是关于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的观念。核心问题是所谓权力和权威转移或“重建”，矛头指向三个旧权力核心或权威：一是传统（以及批评家赖以建立的权威的批评标准，包括成规、定规、程式、形式规范等等），二是圣贤崇拜或英雄崇拜（包括某种传统观念的代表人物，所谓“圭臬”)，扩及鼓吹自己“代圣人立言”的一切育目崇拜；三是艺术精英对艺术平民的生杀大权，扩及典籍文本的“无谬论”(infallibility)(“无谬论”也被列入第二项）。从以上矛头所指来分析，所谓权力和权威指的是传统文艺观中的批评家及文本卫道士，权力及权威的收受者则是“批评平民”及“艺术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