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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评的标准

发布时间: 2023-01-31 09:21:51   作者:etogether.net   来源: 网络   浏览次数:



二、提高形式运筹在翻译价值观中的地位

我们要看到形式既具有本体论意义,又具有认识论意义。翻译批评中不应轻视译者在形式运筹方面的努力,而应加以鼓励和引导。


三、提高“译语文本可接受性”(TLT Receptability)在翻译价值观中的地位

译语文本是不是达到译语读者可接受的水平?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传统的翻译观对此不够重视。这是造成译文质量差的原因之一。其实西方古代的翻译家都很重视“目的读者”(target readers,以下简称TR),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译论倾向于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即要么倾向于TR而忽视原文作者;要么倾向于原文作者,而忽视TR:


Schleiermacher incoporated Goethe's insight into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added his now-famous comm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er-translator-author. "Either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writer alon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 the writer, or he leaves the reader." These ideas and attitudes are later taken up by Walter Benjamin and J. O. Gasset.


新的翻译观所要求于译者的不是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而是尽一切可能调节二者的进取态度: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作出“提高”以消除对立状态,其一是提升TR的积极态度,也就严于要求读者,使之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和领悟能力,这正是翻译作为教育手段的职能;其二是提升译者的积极态度,也就是严于要求译者,使之面对困局(如原文艰深、条理性欠佳、脱漏很多、意义晦涩等等)而能除危解困,化滞消塞,积极地充当了原文与TR之问的桥梁。有人可能反驳说,这不等于篡改了原文?我们的回答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原文总体上可取(commmendable),如果不可取,就根本不必翻译。我们应该既对TR负责,又对原文作者负责,不应“以讹传讹”。这正是新翻译观要求于译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分析态度。


四、提高翻译所起的社会功效(效益)在翻译价值观中的地位

如所述其实它也是社会功效(或效益)的一部分:读者是社会的读者。翻译应有助于读者语文阅读能力、审美判断力以及总体的心智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提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翻译对社会文化的丰富和多样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翻译批评宜采取积极鼓励、广泛包容的原则立场,鼓励有益于社会的译作出版,鼓励原文名著的多种译文出版。在社会资源许可的条件下,名著或有代表性著作的多种译文版本,不仅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是令人鼓舞的良性竞赛,理应得到翻译批评家的鼓励和扶持,不宜动辄斥之为“滥译现象”。


五、认清翻译标准的相对性、非恒定性

对于翻译没有恒定守常的标准这一事实有清楚的认识是至关紧要的。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翻译标准。个中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语言是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处在某一语言发展的特定阶段,因此文风时尚各时代不同。严复时代的文风时尚以“先秦笔韵”为楷模,胡适时代已崇尚白话文。今天的汉语文风时尚以清欣畅达为特色。胡适时代的白话文今天看来已不复视为畅达。

(2)意义也是发展的。语义演变(增生、废弃、转化等等)属于恒常现象,可使词汇处在不断变化中。理雅各翻译《易经》时的许多词今天已不流行于英语。因此释义理据和标准也必须随之修正,促其应变。

(3)审美观是发展的。汉赋的美至唐宋几成陈迹,代之而起的是韩欧雄健的散文,因此批评主体的审美意识、审美水平和审美标准不可能独立于时代之外成为无本之木。盛唐时代,国力遒劲,文风以雄健为美,汉赋就缺乏这个“本”。

(4)“日的读者群”(target readership)是…个边界十分模糊的“集合”。例如严复译作的“目的读者群体”是清末的“上大大”,但“十大夫”究竟涵盖受过多少或受过哪一种教育的人? 译者只有一个大体的概念。一般说来,译者心目中有一个基本读者群体。实际上日的读者是一个多层级的群体。例如电影和电视节目所要求的读者接受要比一般报章宽泛得多。同样是科技文体,科普科技文体与科技论文体二者的读者接受标准就必须有所区别。“读者接受”的层级性使翻译标准具有很明显的相对性。

(5)翻译批评标准的多维化、多重化。除了以上说的共同性以外,翻译标准还有两个绝对不可忽视的独特性:一是语言文化的独特性;二是因人而异的个性。这样就必然导致批评标准的多维化、多重化,强求统一是徒然的。大趋势只能是求大同、存小异。双声叠韵及复叠(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汉语中是美,而在英语中的复叠则无所谓美(如“a cold cold winter”只是加强语气,大抵不属于美的范畴)。

翻译标准因人而异的例子莫过于杰罗姆(主张TL对SL的“征服”)与昆蒂良(主张“调和”)。以上五点即传统译论中有所谓“达”和“雅”所涵盖的问题。用科学的价值观对翻译标准加以审视,是翻译批评家和理论家为开拓未来,使翻译科学化摆脱印象化和随感性必须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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