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主、客体科学的定位，不是要为主体多加掣肘，而是恰恰相反，为了赋予主体以最大限度的酌情权(discretion)，即在客体规定性及实在性的前提下，译者可以不受旧观念干扰、充分自主地善加定夺：（1）SLT使用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2）SLT特定情境中的意向究竟是什么；(3）TLT最佳表达式究竟是什么

——以上三项的合而为一——恰恰与西方语言哲学家对意义研究的总趋势不谋而合，即最佳表达式取决于使用中的（特定情境中的）语言的意义加上意向。为什么这时的主体理应享有最大限度的酌情权呢？我们的理据是：

第一、译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两个客体系统(前在客体系统及后在客体系统）的“活动域”和“活动链”，因而可以做到收放自如（相当于“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即不会做可能侵害客体可容性的事。

第二、译者已经具备可以充分发挥其主导性的条件。具体包括以下三项：

(1）把握了语言使用中的意义，即维根斯坦所说的“意义即使用”（Wittgenstein：1953）。这时，最熟知“给定的语言使用”(“the given use,” Wittgenstein：1953)的是译者——即双语转换的具体操作者——也是最具直接经验者。

(2）把握了语言使用中的意向，即胡塞尔所说的意义的本质不在于意指活动，而在于活动的内容，即自我与意向的同一。

(3）把握了语言使用中的情境，即奥斯丁所说的在什么时候应当怎么说。

第三、译者在具有以上的认识（上述“第一项”）和条件（上述“第二项”）的前提下，已经具备运用感知去感应、推导、揭示及复现指号下的指称所蕴含、传导的全部知、情、志的“权力”。

以上三点是从主体方面来分析。

译者理应享有最大限度的酌情权这一关系到译作之成败的观念，还可以从客体方面来论证。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译者的这种权力是指称具有的特征所赋予的。奎因在论证指称的本源(Quine,The Roots of Reference：1974)时指出，指称具有以下与翻译关系至为密切的特性：

（1)多变性vagary（vagaries),其中包括含糊（vagueness)、歧义(ambiguity）及不透明(opacity)，这样就增加了判断所指的难度；奎因举例说“滑冰者”可以指“滑冰运动员”，也可以指“正在滑冰的人”。只有说“滑冰者现在正在睡觉”时，听者才能确知言者说的是“滑冰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