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Juhl继续说：

When confronted with two incompatible interpretations of a work, we could do several things: (1) We could say that each is (separately) plausible and the available evidence does not allow us to decide between them. (2) Or we could choose one and try to defend it and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other reading is inadequate or "incorrect". (3) Or we could modify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so as to make them compatible

and say, as in the case of Wordsworth's poem "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 for example, that it expresses both the lover's agonized shock at the death of the beloved and pantheistic affirmation. (This would be to opt for a thírd interpretation distinct from, and incompatible with, either of the original readings.)

可见这个问题很不简单。但不论它如何复杂，翻译学必须解决。因此“翻译解读”不同于“阅读解读”，后者可以寄之于内心（用胡塞尔的办法就是加上括号“存而不论”），而前者则必须见诸于笔墨。翻译不容许模棱两可——或者说翻译“在多大的程度上容许”(“tolerance,”Culler：1994)我们模棱两可。

译学需要研究出一套翻译所需的、科学的文本解读对策论，它既不违背描写主义的原则，又不像某些论著那样空泛凌虚，或执着于个别实例，或开列不切实际的条规，告诫译者对号入座。我们的文本解读理论，既是一种原则指引，又能为译者提供依此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的参照规范，因为它建立在阐释学称之为“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Heidegger：1927) 的前提之上：

（1）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包括思潮）背景，或曰“时代的胎印”

（2）文本作者将其作品“置入”（或称“嵌入”）的宏观语境（包括流派、体裁的共时参照）及其“心理框架”

（3）文本作者“融入”及体现在其文本中的“读者期待”分析

（4)  互文参照文献提出的“参照性理解”线索或文本外证所提供的文本内证诠释依据以上四个方面是达致对文本的科学解读的极重要的“前理解”框架

“前理解”对文本解读具有积极的规约性、引导性，但也可能造成障碍，成为先人之见。为此文本解读理论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对策研究：

第一、如何贯彻批判性研读(critical reading)，既以审视态度精读文本，以便准确把握作者在特定的上下文中给定的词语意义，摒除“在场权力”的约定之见或因袭之见；

第二、如何尽全力构建可能存在的个或几个“文本中蕴含(或掩盖下）的文本”即“次文本”（“sub-text,”T.Eagleton：1983），以及如何表现这一或这些“次文本”；

第三、如何把握原作者在创作时可能左右其写作思维运作或写作行为运作的所谓“无意识”，即拉康所谓“对笛卡儿的改写”“I am not where I think, and I think where I am not”(我非我所思，我思非我在），其结果是出现作者本人的一个“他人化”（或“异己”“The Other”,Lacan；1977);

第四、如何分析及把握作家的“他人化”：它存在于“意识”中抑或是“无意识”中？这个“他人”与作家本人在常态下的“疏离”(distancing）究竟有多大？表现在哪些方面？例如中国的屈原、曹雪芹，爱尔兰的乔依斯、叶慈，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奥茨等等都是充满矛盾的作家，如何理解他们的某一特定文本（著作）?

对文本解读对策的研究决定了下一步即文本表现。可以说对前者研究越深越透，表现法对策研究就越有依据可循，就越具有科学化的物质条件。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