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总结了翻译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启蒙时代，两种语言和文化初次接触，译者“语义两未娴洽”只能依文转写完成“未熟的直译”；然后，译者为了使译文通俗晓畅，又忽略了与原文吻合，译出“未熟的意译”文本。但是在翻译事业的初期译本稀缺的情况下，读者只能饥不择食，译文文体之得失尚不构成问题。随着翻译事业兴盛，译本数量增加，玉石混淆的情况非常突出，“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但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意译论转昌”。最终直译、意译两者调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这在梁启超看来是“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1999：3797）

3. 揭示佛经翻译的影响

梁启超非常强调佛经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尤其着重分析了佛典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化、语言的深远影响。梁启超认为“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有，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1999:3805）。具体而言，他剖析了以下三个影响：

一，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国语实质之扩大”：最初的译者翻译佛经时，除了固有名词采用“对音转译”的方式以外，其他大多数抽象的词都袭用旧名。渐渐地随着译者的语言造诣及翻译技艺不断精深，他们越来越觉得旧语无法恰当表达新义，开始努力创造新的词汇，“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梁启超指出，古代学者唯古是崇，用古字来表达新观念使其淹和变质。相比而言，佛经译者“搜寻语源，力求真是”，产生了大胆的创造。这些创新不仅表现在语言层面上，佛经翻译向中国语言输入了至少三万五千个词汇，不仅国语内容随之日益扩大，“夫语也者所以表现观念也”（1999:3805），这些数量如此庞大的新词承载的观念也输入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梁启超总结了佛经翻译文体与传统汉语文体的十个差异，指出这些语言、文体风格初看之下与中国文学传统体例以及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不相同，不容易被读者理解或接受，但是只要读者寻玩稍进，就可以从中体会到外来语调本身的“调和之美”。鸠摩罗什及其门徒对佛经文体的创立贡献最大，追求的是通俗易懂，可以算是当时的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到禅宗语录兴起形成了纯粹、大胆的“语文体”后，佛经文体流传更加广泛，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又更加深远：“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1999：3806）他还指出佛经翻译文学除了促成了新的文体出现以外，也影响了“组织的解剖的文体”的形成，即促成了分析佛经的批评文章的出现。佛

经的著述本身已经非常科学，而中国学者又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它，写成了“分章分节分段，备极精密”的批判文章，他认为这些佛典疏钞之学应该与隋唐义疏之学有相互的影响。

三，“文学情趣之发展”：他指出，中国近代的纯文学形式，例如小说、诗歌等体裁，都与佛典翻译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大乘教派在传入中国的佛教中占主导地位，而大乘教派的佛经典籍的文学色彩非常强烈，例如《佛本行赞》与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相仿，《大乘庄严论》则类似于《儒林外史》式的小说。这些极富文学性的作品，“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绘。”（同上）经由翻译加工的佛经文学，增进了想象力、革新了诠写法，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许多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学文本中都有所体现，例如《搜神记》这一流派的小说就受到《大庄严经论》的启发，近代的文学巨著《水浒》、《红楼》又颇有《华严》、《涅磐》的影子，宋元明以后的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间接受《佛本行赞》影响。

梁启超关于佛经翻译文学的研究对后来议论者的影响非常大。郑振铎在谈论中国、印度的文学关系时，就完全地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并借用梁启超的中印文化结婚的比喻：“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会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的。我们真想不到，在古代期最后的时候所输入的佛教，在我们中世纪的文学史乃会有了那么宏巨的作用！经过了那个宏丽绝伦的结婚礼之后，更想不到他们所产生的许多宁馨儿竟各个都是那么伟大的‘巨人’！”（195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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