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在改变源语语篇结构以增强译语语篇可读性方面究竟有多大自由度呢?”(how much leeway does the translator have in altering ST structure to make it readable in the TL?)——这是Hatim (1990: 187）提出的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Hatim（1990：187-190）以语篇类型和翻译目的为着眼点，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两个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一、语篇的评价性(evaluative)越强（或议论文的特征越强，说明文的特征越弱），就越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二、指令性 (instructional）语篇的文化特性（culture-bound）越强，则进行结构调整的自由度越大。另外他还指出了第三点——翻译目的/意图对结构调整的影响。如果只是为读者提供信息，那么结构调整的自由度较大；如译文具有法律制约（legally binding）的性质则结构调整应压到最低程度。

从语篇类型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探讨双语转换过程中语篇结构调整的幅度，原则上讲是可取的。但我们需要对上述三个观点一一进行一番审视。从我们收集的英汉互译的语料来看，尚无法证实第一条假设。而且从理论上说，论说文与说明文的区别在于：说明文对某种观点或事实进行解释而论说文则是要使人相信某种观点或事实。所以从篇章级层上看，论说文会运用更多的逻辑手段，如归纳、演绎等，其段落的安排也会呈现出与说明文不同的模式。但我们的语料说明，在论说文的英汉互译中是不会对源语语篇的句群的顺序进行重新编排的。而从句群级层上看，由于“说明是论说的核心” (Hall,1973:238)(..exposition is the core of argument），说明和论说两种文体在句群级层上并无重大区别。语料也无法证实论说文一定比说明文在英汉互译中有更多的结构调整。对于第二条，应该指出，指示性语篇的结构调整，其原因是翻译目的，或者说译文的功能，而不是源语语篇的文化特征的强弱所决定的。至于第三条中所强调的翻译目的，这确实是影响翻译过程中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观Hatim所提出的两条假设和一条要点，可以看出，影响译者对源语语篇结构进行调整的与其说是语篇类型，不如说是翻译目的。我们觉得，应该从包括翻译目的在内的诸如译语相对于源语的交际影响力的大小、译者相对于作者的权威性的大小等因素来考察结构调整的幅度会更为贴近语际交际的实际。

第一、翻译的目的。翻译的学术目的性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趋势越小；翻译的应用功能目的性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可能性便越大。翻译的作者倾向性(author-oriented)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趋势越小；翻译的读者倾向性（reader-oriented)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趋势越大；以小说的翻译为例，翻译后现代小说与翻译通俗小说时对源语语篇的结构就会有不同的处理。前者的读者群往往是搞文学研究的学者，阅读的目的是了解从语篇结构到思想内容的尽量贴近原作的各方面的信息，而后者的读者群则非常广泛，其阅读目的往往只是消遣、自

娱。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前者的结构就会尽量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