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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史研究对翻译学的贡献

发布时间: 2022-06-27 09:48:19   作者:etogether.net   来源: 网络   浏览次数:
摘要: 梁启超对翻译事业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考虑到了译本来源及类型、译者国籍、合作方式、翻译机构、翻译出版、翻译理论等各要素。


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史研究不仅仅收获了史学成果,对后世的翻译批评研究也颇有启发意义。他考察了翻译事业涉及到的多个方面,整理了七百多年间佛经翻译史的演变历程。他还通过同文异译对比的方式进行了翻译批评研究,讨论了术语翻译、译文文体等问题,并深入剖析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1. 翻译事业的“进化”过程

梁启超对翻译事业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考虑到了译本来源及类型、译者国籍、合作方式、翻译机构、翻译出版、翻译理论等各要素,并认为古代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不断地改善,在一千多年间不断地“进化”:


在译本方面,最初的佛经译文并没有原文,而是依靠外来僧人背诵传译得来的经文;后来中国留学生亲自前往印度求得梵文书籍,才有了原文。译文篇幅方面,最初多译短小的作品,后来开始翻译长篇的典籍。以书籍类型来看,最初只翻译佛教经文,后来也涉及了律、论、传记,甚至外国哲学。翻译系统性也不断地加强,最初的翻译由多位译者合作完成,将大部头的经文分隔成若干章节,分派给多位不同的译者共同翻译,翻译出来的译文被称作“百衲本”;后来则由一位译者独立完成。另外,最初的翻译处于混乱状态,不仅原文质量良莠不齐,也存在许多漏译、复译的情况,后来有学者将早期译文进行了修正合并出版,并重新翻译了一些旧译质量不高的经典作品。在译人方面,最初主要是外来的僧人担任翻译任务,后来中国译者成为主要的翻译力量。在译法方面,以前主要是一个通梵语的人将外来僧人背诵的经文口译出来,另一个则将口译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后来担任翻译工作的译者均通梵语、汉语,可以独立完成口译、笔受、证义、勘文等不同步骤。从翻译规模来看,最初是少数几个人的私人活动,后来则由国家资助建设了大规模的译场,汇集了各地译才,开展完备、有组织的翻译事业。此外,梁启超还总结了古代译者对翻译问题的不同方面的思考,例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翻译不可能”论,彦琮对翻译家修养的思考以及“翻译无益论”。


2. 创新翻译批评方法

梁启超采取了同本异译对比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佛经翻译的得失与演变。他认为考察同一个原文中不同时代的译文之间的异同,最能够清晰地揭露同一概念在不同时代的理解情况,不同译文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特征,凸显译学在不同时代的面貌。这种方式通过“对比其异同,不惟可以察文体之嬗易,即思想之变迁,亦历历可寻,实一种既有趣之研究也”(1999:3800)。


梁启超比较了《小品般若》的五个不同的译本,从微观的词汇、句法和宏观的文意、译笔层面对译本进行了评价,尤其关注佛经翻译中的术语厘定问题。他仔细分析了五个译文对佛教重要概念“五蕴”(色、受、想、行、识)的处理,指出对核心概念进行直译的文本过于晦涩难懂,妨碍了读者的理解。但这些文本充其量不过是枉费了译者的精力,还不至于误人子弟。相反,如果译者不能准确把握核心概念的意思,却采用了意译的方式,那么文从字顺的译文更容易误导读者进入迷途。换言之,错误百出的意译比深奥难明的直译更有害,前者“是对著者、读者两皆不忠,可谓译界之蟊贼也已”(1999:3804)。


在文本比较基础上,他评点了主要佛经译者的翻译特点、成就与不足。总体而言,他认为世高的译本略带意译色彩,比支谶的纯粹直译的译文易

懂。主张绝对直译的道安所监译的佛经虽然谨慎,但是读者很少。相比之下,鸠摩罗什采取折中的方式翻译佛经,输入了西语的“天然语趣”,扩大了中国文学的内容。经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典籍“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1999:3800)他认为自鸠摩罗什以后,中国的翻译文学才完全确立。他最推崇的是玄奘的翻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道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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