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马多的作品，我国学者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在作家小传、译作的前言或后记中指出，亚马多的前期作品反映了巴西封建时期、列强入侵时期和人民觉醒时期的历史面貌和农民、渔夫和工人的痛苦生活，具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他的后期作品着笔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和小人物的遭遇，采用了一些现代派表现手法和技巧。因此， 他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亚马多本人写信给他的译者，感谢他们把他的作品和人物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自50年代亚马多介绍到我国起，许多报刊就发表对 亚马多作品的评论，如刘啤写的《和平战士——诗人亚马多》（《世界知识》1951年2期），袁湘生写的《和平战士亚马多》（《文艺报》1952年1期），萧三写的《介绍亚马多和吉里安》（《人民日报》1952年2月6日），高放写的《亚马多和他的三部曲》（《文艺报》1952年4期）、傅起玉写的《读小说〈无边的土地〉》（《文汇报》19S4年6月5日）， 木子写的《我喜欢〈黄金果的土地〉》（《中国青年报》1957年2月23日）等。

报刊上发表的评介文章还有，《外国文学动态》1980年第9期上孙成敖的《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及其后期创作简介》，喻慈娟译的《巴西作家若热•此马多答〈新女性〉杂志记者问》及该刊1982年第2期上张维民摘译的《亚马多谈创作》等。1992年孙成敖译介了亚马多著的《亚马多谈创作》，亚马多主张：人民，特别是巴依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在创作方法上，他坚持社会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人物性格塑造和情节安排上别具匠心，被称为“民众作家”和“百万书翁”。他的文学主张在《谈创作》中都有详细论述。

若热•亚马多先生和其夫人泽莉娅•卡塔依女士分别于1952年、1957年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同行的还有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他们还去拜会了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泽莉娅摄制的影集里就有一张他们三人的合影。第二次同行的有智利伟大诗人聂鲁达及其夫人玛蒂尔德，当时由艾青专程到昆明接待陪同。但是，当他们要飞离中国的时候，却不见艾青来送行，也不见别的作家朋友的影子。“这个谜在我的心里藏了三十年。亚马多无限感慨。他说，其实在1957年，“文化革命”的阴影就已经开始笼罩中国了，像中国有“文化大革命”的丑恶十年一样，巴西从1964年到1985年也 经历了21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哪怕他自己也处于逆境时，亚马多依然始终惦念着他 的中国朋友，为他们遇到的灾难揪心。（摘自《文艺报》，1987年8月29日第35期，第 3版）

改革开放以后，1987年8月他们又有了笫三次中国之行。当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的代表如实地向亚马多介绍情况时，满头银丝、面色红润的老作家频频点头，含笑称许。他像跟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重温旧情似的，欣慰地说你们翻译出版我这么多的作品，我很高兴，很感谢，也很荣幸。今天，你们不用再从法文、英文甚至俄文转译我的作品了，你们有了葡萄牙文专家，可以直接从葡文翻译了，这很了不起，也使我感到备加亲切。我生平感到最愉快的事就是读者读我的书，我认为这是生活给我的最高奖赏。通过你们的努力，中国读者也能读我的书了。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喜欢我，能理解我。能在一个我们以崇敬、期待和爱恋的目光关注的国家里出版我的作品，我感到万分荣幸。遗憾的是，我们对你们的文学、对你们的作家，了解得太少了。巴西的读者只读过很少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我记得，我们出过一本《艾青诗选》。50年代末，我还曾经为巴西一家出版社主编过一套《人民小说丛书》，其中就收有鲁迅的《阿Q正传》和丁玲的一部长篇。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还读过中国其他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如茅盾、巴金、肖三等几位先生的作品；但是，普通的巴西读者，不掌握法文或者英文，就没有这种可能了。比起你们的学会来，我们的工作要差得多。我想，我们巴西应该成立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把中国的优秀文学作 品介绍给我国人民。”最后，老作家好像意犹未尽，还语重心长地对中国学会提了一条意见你们当然做了不少工作，我打心眼里面敬重你们。不过，你们介绍巴西文学， 似乎面应该更为宽广，不要光介绍我，巴西其他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如德鲁蒙德• 德•安德拉德（1902—1987)、吉马朗埃斯•罗萨等，不要因为他们的文字艰深望而却步。法国在介绍巴西文学方面步子很快，我的一部于1935年发表的小说《儒比亚巴》，他们在1938年就译成法文了。现在，约有50余位巴西作家的作品被译成法文。 所以，我想,你们以后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林一安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一席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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