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提及的是，1992年我国学者赵德明译介的作者成名作《二十首爱情诗和 一支绝望的歌》（1924），这是聂鲁达继《黄昏》之后的第二部诗集，也是他最受公众欢迎的作品之一。此时，诗人正在摆脱现代主义诗歌的种种束缚，表现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和节奏崭新的诗风；题材再也不是“天鹅”一类的遐想，而是 有血有肉的人和智利美好的风光。作为聂魯达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诗集无疑是西班牙语爱情诗歌中的高峰之一。作者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而引起智利文学界的瞩目。 该译作刊登在《外国文艺》1992年第4期上。

聂鲁达的诗作对我国诗人产生过深刻影响，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喜欢他的诗。1984 年7月12日是聂鲁达诞生80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拉友协和中国作协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他。组织者在介绍了他的生平创作后指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他就在诗中对中国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同情，新中国建立后他热情赋诗，赞扬新中国是青天上闪耀的一颗世界人民最珍爱的明星”（林天煌《中国翻译大辞典》，515 页）。诗人艾青在发言中追述了他和聂鲁达的友好交往的美好岁月。

1987 年雷抒雁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刊登的《诗，决不是徒然吟唱的》一文中说道从聂鲁达那些充满激情和灵感的诗篇里，我认识了那一片遥远的土地，也认识了聂鲁达是一个饱满的、不可战胜的勇者；是一个满怀热烈的爱情，同时决不掩饰自己仇恨的真正地生活着的人”，“他以自己天才的诗篇，为那一块贫困大陆的梦幻和命运注人了生命”。聂鲁达是智利人民的使者，他热爱中国，中国人民也热爱他。

聂鲁达生前曾三次来过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1954年出版的诗集《葡萄园和风》中热烈颂扬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有一首诗专门歌颂中国，题为《向中国致敬》。1957年他来北京时，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溢于言表。读他的诗，对我国读者来说既是对自己心灵的陶冶，也是美好的艺术享受。他的散文也以其雄健而隽永的文笔和奔放而细腻的感情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一份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国对诗人聂鲁达及其作品的研究，与译介一样很早就给予了关注。50年代，我国许多报刊曾刊登过这方面的文章：如《光明日报》1953年12月25日林繁写的《巴勃罗•聂鲁达》，《光明日报》1954年7月14日臧克家的《我小声念着你的名字》，《世界知识》1954年1期上孙玮的《诗人聂鲁达》，《解放军文艺》同年3期上黄俊贤的《巴勃罗•聂鲁达》，《文艺报》1954年14期袁水拍的《站在保卫和平运动最前列的诗人》， 《世界文学》1959年6期上柳邱的《和平劳动的颂歌一读〈葡萄园和风〉》。60年代， 《文学知识》1960年3期刊登卜林扉的《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解放军日报》 1962年1月22日发表吴观章的《让这支赞歌在千万人心里升起——评轰鲁达的近作 〈英雄的赞歌〉》。80年代,《世界文学》1980年3期刊出诗人艾青的《往事、诗歌、友谊 (忆智利诗人巴勃罗•轰鲁达）》，《外国文学》1981年2期刊登江志方的《“历尽沧桑 的诗人——聂鲁达研究札记二则》，《人民日报》1984年7月12日也刊登江志方的文章《诗文垂青史，友谊传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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