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语境中，文学翻译中的“杂合”概念是描述性的，但也具有批判性。杂合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同文化间权力地位关系的体现，甚至杂合本身就可能是基于双方文化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实行的。在我国的文学翻译中存在着“不利于翻译质量上的‘偏袒’：汉译英时足够注意否定‘汉语式英语’，而英译汉时则充分放手制造‘英语式汉语’(即‘欧化汉语’）;即无论在汉英或英翻译翻译，总 只是注意和尊重英语的表达法特点，而不顾或较少顾到汉语的表达法特点。这种‘偏袒’，同非翻译的语言使用上的‘偏袒’是一脉相承的：对‘汉语式英语’是一片喊打声,而‘英语式汉语’或‘欧化汉语’ 则可以我行我素、顺利通行。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显然有其同百多年前不幸的历史形势有关的来由”。无论“英语式汉语”还是“欧化汉语”都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杂合现象。与英语相比，汉语显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翻译时，译者很容易受到文化地位差异的影响，一味强调对西方语言特点的附和，而否定“汉语式英语”。由于这种杂合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在与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汉文化明显陷于严重的进大于出的逆差中。如果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对双方的文化交流和接受都是很不利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只能采取抵制性的翻译策略，在对外翻译中顺应西方学者如文努蒂等人的主张，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异质性的文化成分造就陌生化的偏离效果，使西方读者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迫使他们改变自满、自足的心态；在译入西方强势文化作品时，保持定的警觉性，利用传统文化因子与西方文化进行“拼贴”，使译入语读者面对两种文化间的羞异性斗争，认识到文学翻译中两种文化是如何发生关系的，从而改变其自卑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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