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已然势不可挡的今天，任何民族文化都不能抗拒外来文化的渗透，也无法维持其本真性。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不断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丰富起来的，从来就不存在封闭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纯粹的民族文化。各国文化总是呈现出“杂合”性质，汉语文化也是如此。后殖民主义理论借用了“杂合”这一生物学概念，描述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的客观状况。“杂合”在生物学上原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通常能把两个种属的优势融为一体。“杂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途径。各种文化在相互交往中分享各自的成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随着时间的消逝，外来文化可能完全融入并成为民族文化自身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个体甚至根本无法具体识别或区分，也无法追溯其源头。不同文化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统一于一体。

文化的“杂合”是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的历史事实也是现实状态，后殖民主义理论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实凸显出来罢了。但后殖民主义批判并没有仅停留于对事实的描述，而是进一步把“杂合”的观念引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中，从而使其具有了革命性色彩。虽然宗主国的文化入侵给殖民地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宗主国文化并不能一股脑地将其置换。殖民地的土著文化可能会以种种形式与宗主国文化杂合，并因此得以保存下来。一方面是宗主国文化对殖民土著文化的打压和置换;而另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对宗主国文化的渗透和颠覆。其结果是宗主国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双向杂合，两种文化都失去了其纯洁性。宗主国无法达到对殖民地人们完全洗脑的目的，而本土文化也不能维持其原有的本真性。相应地，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了两个解殖策略，一方面，号召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性态势保持足够的警觉，鼓励弱势文化进行适当的抵制；另一方面，积极提倡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主动、有计划地渗透，在涂抹其纯洁性的同时颠覆其主导性地位。

文学翻译往往要把异国的文化引入目的语文化，传递差异性是文学翻译的根本目的。翻译实现了两种文化、文学和语言间的交流，但其最终成果只能是杂合的译本。“译文中既有大量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也有一些来自原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异质性成分，二者有机地混杂在译文之中，使得译文既明显有别于原文，也与译入语文学中现有的作品有所不同，因而表现出了杂合的特点。”“杂合明确地描述了文学翻译的真实状况:异质性固然是属于译本的特点，本土性也同样可以合理地存在。“杂合”说很好地解释了译本中两种文化共存的关系，也证明了翻译就是一种文化的“杂合”行为。但是，不能把这种描述的结果与翻译的策略盲目等同起来。表面看來，“杂合”并不纠缠于归化和异化间孰对孰元对立关系。但是，确认了翻译的杂合性之后，如果紧接着追问文学翻译如何杂合，即杂合度的问题，“杂合”与归化和异化的关系就立刻现出了原形。过度的杂合往往使译文佶屈聱牙，成为一种翻译体; 而杂合度不高的译作往往抹杀了源文本中的文化特色。因此，过度的杂合实际上就成了异化的翻译；而杂合度不够的翻译就是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绕了一个圈子，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事实上，文学翻译中从来就不存在所谓没有异化的归化翻译策略，也不存在完全没有归化的异化策略，异化和归化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同时矛盾地共存。忽视了度的考量，把翻译文学的“杂合”客观性与文学翻译的策略盲目等同起来，很容易得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结论，即翻译文学是本土文学与外来文学的完美杂合，是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是两种语言的相互协调，从而遮蔽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