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译论 (polysystem theory)突破了在翻译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规约性和静态的传统方法，将其范围扩展到包括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等更为广泛的系统中，在当代译坛产生很大影响。同属“特拉维夫学派”的图里（Gideon Tomy)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提出“描述性翻译研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s studies) 方法，主张以译本为导向（target-text-oriented )，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因素，以及译作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等，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 （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 。其广阔背景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文艺学或语言学研究模式，突破了沿用已久的“标准（原则)一译例一分析一结论”的单一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翻译的历史回顾和系统研究，给汉诗英译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

(一）早期汉诗西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一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率先将中国古诗（如《诗经》等)译成拉丁语或法语，其主要人物有金尼阁、孙璋、白晋、赫苍壁和宋君荣等，由马约瑟神父选译的《诗 经》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1736)上并被译成英文。英国汉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用拉丁文和英文翻译了《诗经》篇章，这是汉诗英译的滥觞。中国古诗译入西方语文,法国译者的贡献很大，如柔迪特•戈蒂叶（J. Gautier)的中国古诗选译集《玉书》（Le Livre de Jade, 1867)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被译成多种语文。早期汉诗英译多出自外交官或传教士，英国汉学三大宗师 (德庇时，理雅各和翟理斯）贡献甚巨。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曾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文学文化有浓厚的兴趣，译过《好逑传》和《汉宫秋》等，所著《中国诗歌评论》(1829)对西方世界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起到很大作用。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国传教士，曾在伦敦大学学习汉语，在中国办学和传教长达三十年，他熟谙中国语言文化，在中国学者（如王韬）的帮助下，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题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61 -1870)，共22卷之多，其中包括《诗经》等四书五经及《楚辞》等中国古诗。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曾任驻华外交官，后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他编译 的《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83)含诗歌和散文 卷，所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首次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作考察和评述。他们的英译文为中国诗歌和典 籍进入西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二)第一次高潮。从19世纪未起，《玉书》及其他法译中国古诗多次被英美译者转译成英文，如斯•梅里尔（Stuart Merrill)、詹• 惠特尔(James Whitall)和马瑟斯（E. P. Mathers)等;其他转译本还有 斯坦布纳（Jordan H. Stabler)的《李太白诗选》（Songs of Li Tai-po，1922)，乔里逊（G. L Joerissen)的《失去的笛》（Lost Flute，1923)以及艾•柯尔文（Ian Colvin)的《仿中国诗集》（After the Chinese)等。这些转译本为后来直接的汉诗英译开辟了道路。到20世纪头三十年间，英美意象派新诗运动兴起，掀起第一次高潮，重要译本有庞德 (Ezra Pound)译《神州集》（Cathay，1915，1919)、洛威尔（Amy Lowell) 和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合译《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 1922)、弗莱彻（W. J. Bainbridge-Fletcher)译《中国诗歌精华》(Gems from Chinese Verse, 1918)和《中国诗歌精华续编》（More Gems from Chinese Verse，1919)、宾纳（Witter Bynner)与江充虎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 -960,1929)，这是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的全 译本;还出版了蔡廷干编译的《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1923 )、弗伦奇（J. L. French)翻译的《菏与菊》（Lotus and Chrysanthemum，1928)、美国《诗刊》主编蒂任丝（E. Tiejens)编辑的 《东方诗歌》（Poetry of the Orient, 1928 )等;在那一时期，在欧美掀起了翻译学习中国古诗的空前热潮。中国古诗以其清新简洁的语言和优美精致的意象受到欧美文化界的热情关注，对欧美诗坛和思想文化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