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之译成西方语言，始于明清之际来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艾儒略（J. Aleni)在《大西利先生行述》中说，利玛窦 (Matthaeus Ricci，1552—1610)“曾将中国《四书》译为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皆利子之力也。”这是《四书》的拉丁文译本（Tetrabilion Sinense de Morbus )。1591年利玛窦奉范利安（Alexander Valignari)之命开始翻译，到 1594年（明万历ニ十二年)完成，或说1593年完成。这部译著已不幸散失。利玛窦说过：“我知我也模棱两可地翻译过几篇文章，拿来为我所用。”一世纪后，古莱神父在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孔子部分篇章的时候，也曾这么强调：“翻译目的不在于把中国智慧带给欧洲学者,而是用来当着工具,使中国人皈依基督”(转引自莫里斯•罗宾《近代欧洲的“中国神话”》教士们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穿凿附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件非虚构的依据。例如，他们以《诗经》 中有“皇上帝”，《易经》中有“帝出乎震，”《中庸》中有“上天之裁，无声无具”等语为根据，证明“天主道理，宇宙之内必有一自有无形无像造天地万物之主宰”(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译著提要》）。进而推导出“天主即经言‘上帝’”，“历观古书初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利玛窦《天主实义》)的结论。传教士白晋则走得更远，他从中国古书中索隐，认为《易经》的作者伏羲乃是亚当长子该隐的儿子埃诺。对《诗经•大雅•生民》的开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天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风，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白晋解释说:“当她(指姜嫄）鼓足勇气献上牺牲时，内心充满了崇高的爱的意愿，这种爱来自意欲拯救众生的天上的丈夫，她缓步踏着至亲至爱人的足迹前行，全神贯注地等待她的神圣的意愿的决定。她内心的纯真的祭献之情在上帝踉前散发一股沁人心肺的气味，神灵的美德瞬时便进人她的体内，她那处女的腹中突然感到ー阵骚动，其子后稷就这样孕育在姜嫄腹中了”(转引自许明龙、韩琦《康熙的洋钦差一一白晋》)。经过系列极为繁琐的比照和推导，白晋得出了帝嚳之妃姜嫄便是圣母玛利亚，后稷便是耶稣，而帝嚳只是一个神话人物的代称，并无其人，实指上帝。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认识了基督教的全部真理，件将此记载在各种古籍中。但后来由于种种变故，中国人将基餘遗忘了，甚至连祖先留下来的古书也不懂了所以传教士的任务首先在于唤 醒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记忆(参见同上文）。

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16岁中学毕业，入罗马大学攻读法律。1571年入耶稣会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在葡萄牙殖民势カ的支持下，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奉使来中国，起初在广东肇庆传教。万历二十九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物，并与士大夫交往，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他曾介绍过ー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带动下，其他传教士也卷入译介西学的行动，形成明末清初介绍西学的高潮。他还带头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学，《四书》的翻译便是实例。 可惜他的拉丁文《四书》译本，并未出版。

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而又出版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 (Prosper Intercetta, 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lg- natius da Costa, 1599~ 1666)。他们合译了《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Sopientia Sinica),1662年（康熙元年）用木板刻于江西建昌，后带往欧洲。殷铎泽又将《中庸》、译出，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一 moralis ) , 1667 和 1669 年（康熙六年和八年）分別刻印于广州和印度果阿，1672年重版于巴黎，书末附有《孔子传》。《论语》的最早译本，也出十这两人之手。

欧洲刊印孔子的著作，是在1687年。这一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 1624—1692)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 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标题称《西文四书解》。书中有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所译四书中的三书，均是用的殷铎泽、郭纳爵的译本，并附注疏。此书据说是给那些到东方传教的人作参考的，但实际上对教会以外的人也同样有用。译本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1688年6月，巴黎的《学术报》」有个叫做柏尼埃 (Francois Bernier, 1620—1688)的写道：“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