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你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柏尼埃晚年对孔子发生了兴趣，曾试将柏应理的《孔子传》 由拉丁文译成法文，但未出版。早在1662年柏应理曾主持选译了拉丁文本《中国箴言》，内容包括《大学》与《论语》的一部分。

1688至1689年，法国出版了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两个法文节译本，一本叫《孔子的道德》，另一本叫《孔子与中国的道德》。1691年，英国出了一个英文节译本，也叫《孔子的道德》。有了法英文本，一般人就可以阅读了。这时候，整个西欧到处可以听到颂扬中国之声。在18世纪，谈到世界，总是说“从中国到秘鲁”，这差不多成了一般人的ロ头禅。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William Tample，1628—1699)爵士读了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后，十分推崇孔子的为人。 他说，孔子是一位极其杰出的天才,学问渊博，德行可佩，品行高超，既爱自己的国家，也爱人类。他还提到孔子的文风，说“词句典雅，巧譬善誉。”他赞赏中国儒家“为政在人”之说，常常引用 《大学》中这样一段话：“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他对孔子的著作是这样评价的：“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徳，经济上的道徳,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乎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会使人满意。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当瑞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很可能坦普尔所介绍、阐述的“为政在人”之说启发了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使他能写出这两行常被称引的诗句，“关于政府的形式，让傻子们去嘀咕;/管得最好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中庸》的意大利译文，见于1687年出版的意大利文《中国札记》（Notizie Varie dell imperio dell Cina )，为该书的附录。此书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annes Gruaber)所作，在他去世后7年才出版。他曾经为罗马教廷探寻欧亚陆路来过中国。

《四书》的全译本（实际上并无《孟子》），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eiscus Noel, 1651一1729)按照直译方法翻成拉丁文的， 例如《大学》，他译为《成年人之学》，《中庸》则为《不变之中道》，他还译过《孝经》和《幼学》。卫方济于1687年来华后，先后在淮安、五河、上海、建昌、南丰等地传教，1702年被教会回派往欧洲。1711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译本《中华帝国经典》和《中国哲学》（Philosophia Cinica ),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在1783至1786年间，P▪Pluqet又将卫方济的译本转译成法文,：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Christian Wolf, 1619— 1754)在《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中称赞卫方济说：“他研究中国20余年，翻译了中围的重要著述。此人具有敏锐的理性和很强的判断力，据他自己讲，理性常常是模模糊糊让人捉摸不透的，因此为了能明白地认识真正的理性，他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译著的前言中他指出书中所述并非隐含至深、高深莫测的科学，而是普普通通的道德学、伦理学、治家之说、治国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