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威尔似乎走入了危险境地:只要能保持原文的真正含义,他允许译者在翻译中做适当改变。这跟语言学家及学者们制定的翻译理论大相柢触，因为他们把翻译定义为“信息在符号间的转移”。但威尔认为，意义不是“文字或文本的背后的东西（something behind the words or text)” ,也不是什么本质(essence)，而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如冲量或能遺之类（Something different、as thrust or energy)。他认为翻译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语言的不可测性以及普遍事物在不停地变化、运动、释放能量。由此可见，威尔似乎在翻译中找到了一个“可能与不可能”的语言矛盾，这不仅给翻译过程下了定义，而且使我们能够用语言来了解自己。威尔的理论对拥护翻译培训派的人来说很具有代表性，他的一些观点以及对翻译的看法仍有较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尽管翻译培训派的一些理论局限于美学经验及某些指令性翻译规则的讨论，但美国翻译培训派的特殊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美国翻译培训派幵始研究人类头脑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由于人类头脑做出的决定往往是主观无意识的决定，因而人类头脑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所忽视的。

第二，美国翻译培训派提出了有关翻译性质，即翻译的定义问题。雅各布森将翻译定义为“创造性的变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 并强调“创造性的”一词 ，这种定义似乎使翻译更具操作性。其次是认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庞德的方法就是文学翻译的方法，那么他所说的“词语”到底指代的是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而且，“语言能量”这一概念对于理论研究来说未免过于含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是主观的呢？制约译者的又是什么呢？翻译跟同一之间的关系怎样呢？最后，美国翻译培训派还就评价翻译的标准提出了质疑，如翻译的评判标准是否完全取决于译语文化的大众品位等。

第三，美国翻译培训派的译者及理论家们推翻了许多传统的翻译派别及表现形式，这使新的派别及表现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 从而使翻译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当代译者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