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景反应，就是罗宾逊所讲的对于多样性应尽的义务：不是为多样性而多样性，而是对人类生 活的情景多样性作出适当的反应。
在论述了译者的两种倾向后，专著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翻译理论:译者应同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进行双向的对话。
罗宾逊认为翻译是交谈，翻译是对话，是人际关系。他说在他阅读、改写阿塔里的马苏米译文（Massumi's Translation of Attali) 时，他感到他们两人都“扛场”,先是参加了同他们的对话，现在是参加他同向己读者的对话。那些话语是他的话语，也是马苏米的话语，同时也是阿塔里的话语。这些话语属于他们全体，而且都是对话化了的话语。罗宾逊这本专著所要求的这一范式的转变不止是一种新的翻译理论，而且是理解人类社会词语用法的新方法。翻译作为交谈，作为具体化的对话，不但比我们想象的不可估量地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使人感到更加强大有力。交谈就是交谈，它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限制，是一种双向性的密切联系。
随着我们从理想化的主流理论的控制下日益解除，翻译日益成为人性化的过程，通过我们坚持使自己沉浸于跨文化的交谈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亲身感受的”接触联系，翻译便能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回归到自己的完美的人性。 译者的转变不但要有生气，要作为一个具有深切体验感受的真正的人，而且要变得更为生气勃勃，更深切地感受经验，并把感情和感受通过翻译输入到更好的译文和更加丰富有趣的生活中去。
罗宾逊在其结束语中说，他这本专著的论点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简单明了的命题：
1. 译者选择那些让人“感觉到”满意的译语词语。
2. 译者以同原语文本作者和译语文本读者双向对话的方式探索“令人满意的”译语词语。
3. 译者以多种多样的方法从原语文本转向译语文本的重新措词。
4. 译者以多种多样的方法影响自己的译语读者。
他认为，这些要求似乎是如此清楚、明显，甚至是不可避免，我们很难对它们加以反对。如果把这些命题简单地加到当前主流翻译理论的内容上去，用它们对主流理论加以补充，许多读者就会提出异议。罗宾逊指出，实际上他的理论修正论更为彻底。他的论点的要旨还要包括下列两点：
5. 两种文本的等值不是所有翻译的终极目标。等值是帮助译者艰难地走向翻译的真正目标(有效的译语文本)的一种译释性的作品，而且也只是许多这样的作品之一。
6. 力争“意对意的等值"是以原文文本的还原性和思想上依条件而定的译释为基础的，而且实阮上只对某些相对枯燥乏味的文本行之有效，例如那些技术文本和学术文本，大部分原语文本都要求严格，需要更有创新精神的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