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的阅读还有外部语境的干涉，翻译过程中的各种语境因素构成了一个彼此交错的多维度“语境场”。对此，孙艺风称作“阐释场”，他的论述颇有见地：阅读的寓意与语境有着直接的关联，语境对于意义的产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譬如说一个髙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语境，就可能赋予文本政治意义。

中外翻译文学史上的诸多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作者远离政治意图，但仍难以摆脱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文本的创作和产生，要么受其影响，要么受其约束，因此有关的语境就应该成为 解读阐释意义的考量。此外，语境结构对意义的阐释具有约束作用， 但由于翻译造成的语境的变化，与指导意义息息相关的语境结构也可能有相应的变化。换言之，由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差异，语境结构不可能实行“平行移植”。但是，“任何阐释行为都是在形成语境的 构成中进行的，而语境不仅产生意义，而且还决定了需要什么样的行为去产生意义。”于是便形成了一个“互文关系与符号的阅读网络或 阐释场。”阐释的对象并非无限的，只有进人阐释场的部分才会成为 阐释的对象。就是说，阐释场成了一个解读意义的聚焦点。而阐释场的有界限的范围使得一次阐释行为只处理数量有限的符号，可以帮助解读出作品的意义。当然一个阐释场的大小，与意义的不定性有相当大的关系，有时有必要扩大到文本意义之外。故此，阅读的互 文性也十分重要。进一步看，审美情趣、政治信仰、意识形态都可能影响到解读策略，由于它们也是阅读语境构成的条件因素，也就对阐释过程和结果起到某种决定性作用。

阐释场使文本解读受到了制约，译者有阐释的空间，但是并不能去进行天马行空的阐释。为了反击对文本进行天马行空般的阐释， 赫斯曾提出“保卫作者”的口号，他区分了两个概念，即“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意义”是一个文本所表现的东西，是作者运用一系列的符号系统所意指的意义，是符号表现的东西。而“意味”是指某个人、某个概念、某种情境或纯粹想象的任何东 西之间的关系。“意味”总是包含着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中永恒不 变的一个基点就是文本所意味的东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导致阐释理论巨大混乱的根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这里曹雪芹的“命意”就是赫斯所说的“meaning”，而种种“读者的眼光”则是“significance”。 对于赫斯而言，任何理解都只能是“significance”， 因为读者自身不是脑子空空进入阅读视野的，而且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也不一样，对于原作的解读也必有异。译者是原作的一个特殊读者，译者的理解也只是“significance”，而非原作者的“本意”。语境无法彻底还原导致作者本意无法彻底回归。赫斯认为，要做到解释的客观性，必须符合“四性”——（1)合法性；（2)相应 性；（3)类型的合适性；（4)可信性或连贯性。（同上)赫斯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一个“语境场”，这个“场”既给译者留下了解读空间，又为译者的解读提出了制约。

总之，文学文本是一个定与未定、开放与封闭的辩证统一体。语境对意义有着相对的制约，使得文本必然有其确定性的一面;但由于译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同的语境构建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也导致了对其解读的未定性特征。“文学语言的确定性给读者的阅读以约束和引导，不确定性则给读者的想象力以飞翔的广阔空间;文学语言的‘实’建构了一个可能的，与现实世界仿佛的虚拟世界，同时文学语言又超越‘实’，虚实相生，将读者引人一个‘化景物为情思’的亦真亦幻的‘虚境’——情感和心灵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