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意义从来就不是自足的存在。作者写完作品，意义便固定在作品中，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才能将意义激活。对此，萨格认为有必要从交际理论那里借鉴几个概念，即信息 (message)—文件（document) —文本（text)。文本只包含内容和形式，作者把自己的意图融入到文本中，文本便变成了文件。而信息则是作者和读者在实际交际情形中使用的文件。在作家创作过程中， 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便是以信息形式存在的，但是作家的作品一旦创作完成，作家的意图便固定在文本中，形成文件。但是对于读者来讲，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文本。当这些文本被译者翻译时，作者的目标读者发生了改变。译者作为斡旋者，就有可能改变原作者的意图。 意图可以通过文本类型，修辞结构，遣词造句等来表现，也可以通过 文本产生和接受时的语境来表达。原文信息随着时空的改变，原作者的意图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相关，因此，意图的改变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 的期待很少会完全“融合”，译者所处理的主要是脱离原来完整交际语境@文件，为了更好理解原文，译者只能重构作者意图。

 

萨格还从信息理论那里借鉴了初始读者和二度读者的概念。初始读者是作者在创作时的目标读者，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读者都属于二度读者。当作者对目标读者期待的预设同目标读者对作者的意图匹配时，交际有效性达到最佳化。可以说，初始读者接触的是“信息”，而二度读者接触的却是“文本”。

 

对于译者而言，他既是初始读者又是二度读者。当他们试图理解原文内容和意图时，所承担的角色是初始读者，而事实上，他们本质上依然是二度读者。所以，译者重构的语境不可能与原作者创作 时的语境完全相同。用阐释学的术语解释就是:译者视界和原作者 视界永远无法完全重合，因为不同的译者会构建出不同的语境，导致解读的意义有异，甚至超出作者的原意。 

 

“对于文学文本来说，它的意义的显示要靠阅读，意义的最终实现与完成离不开读者。文学文本以其自律的存在脱离了作者原意的控制之后，需要读者借助想象创造一种‘想象的’语境，以使文本独特的意义指称、它的隐喻意义得以显现。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未被作者意图所涵盖和穷尽，当作品从某一文化历史环 境(语境)转到另一文化历史环境（语境）之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 理解出新的意义，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同时代的读者预见到。”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语境空隙会导致新意义的产生，对意义的解读永远难以穷尽，语境的变迁为意义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意义是译者构建起来的，而意义的构建离不开对语境的构建。语境是动态的，而意义也是使用中的意义，因而翻译学着力关注的是动态的意义观。在《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中，瑞恰慈(理查兹)指出，词的意义来自于它所处的现实环境，即通常所说的上下文，也来自于它被使用的历史背景，这一宽一窄的两种语境规范着词义的产生。他还特别强调，所有的意义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之间不可分割。而且，“在《修辞哲学》中，理查兹断言文学作品中的文字不仅互相作用，而且受到一切出现过的上下文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相互影响的因素是无限 的，因此作品中的文字具有无限的复杂性，意义难以确定，可以任人猜测。”从理查兹的论述看，他既看到了语境对于语义的制约作用，同时又注意到了语境的无限性，从而使语义又失去制约，似乎有些矛盾。对此，傅修延指出，“瑞恰慈（理查兹)为历史语境划定的范围太大，一旦将‘整个文明史’都纳入视野， 文本解读无疑将让位于漫无边际的词义猜测。所以，瑞恰慈的语境解读看起来主张把握全局，实际上它让读者越过作品的边界，迷失在一个更大的林子里。”可见，语境的无限扩大会导致解读的迷失。语 境到底包括哪些因素，历来众说纷纭。语言学家也一直想确定一个语境参数清单，以确定哪些语境参数对话语结构产生哪些影响，至今 未果。事实上，潜在的语境因素是无穷的，只有进入译者解读视域，对于解读起到影响作用的语境因素才是我们考察的对象。换言之，只有翻译主体——译者认知的语境因素才能对他的解读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