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翻译的标准

 

钱歌川所著的《翻译的基本知识》就有一章专门讲到严复提倡的“信、达、雅”。钱氏先是解释了严复所提三字标准的含义，转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实，单只一个信字也就够了，如果我们能从狭义和广义双方来看这信字的解释的话”。（第15页）

谈到广义的“信”，钱歌川认为“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原文的意见，用适当的中文表达出来，即令字面不同， 只要含义不错，也就算是信了。……我们翻译的单位，至少应该是句，而不是字。要能把一段为一个单位，自然更好了。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语言风格，我们至少把它融会贯通，合成一体，使意义和声调配合无间，译文才能完全表达原文，所以说对原文忠实，不只是对表面的字义忠实，必须对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声调、节奏等等，都要忠实才行”。

 

回顾中国翻译理论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钱歌川的这一见解与林语堂和朱光潜的某些翻译思想不谋而合。林语堂在1935年“论翻译”一文中就提倡句译反对字译。他说：“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1944年朱光潜也撰文说，在三字标准之中，“‘信’字最不容易办到。……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

 

可见前辈译家在对翻译进行潜心研究之后的心得有相似之 外，也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钱歌川在“信”字的广义 基础上，又进一步建立了他自Li的翻译标准：“我们所说的‘忠实’，不仅是对意义的忠实，也是对精神的忠实”。可以说，钱歌川提出一个信字作为翻译标准是十分科学的: 若原文达雅而译作既不达乂不雅就算不上忠实的译文，而忠实于原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各个方面，包括意义、风格、气韵等等 这样一个信字标准既简单明了又可依照而行，与西方翻译家提 出的“对等”与“等值”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2.论译者的条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执行者，在创作令人满意的译文过程中至关重要。因而钱歌川对于译者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也提出了他的见解。译者“从事翻译的东西，必须是他所熟悉的，无论他的语文程度怎样好，他也不能翻译外行的作品。例如，自然科学的文字虽简单，由文人去翻译，便无法了解其中的术语，也不能执笔翻译的”。在文学翻译者，译者“要有广博的文化水准，富有常识， 了解原作中所描写的生活与背景”。

 

译者“还得具有同情心，观察力，勤勉和谨慎'

译者还须具有“经验加上丰富的想象力' (《翻译漫谈》第 7页）

 

谈到翻译的困难，钱歌川也深有感触在立意上，译别人的东西是用不着愁的，这时的麻烦，就是处处受着拘束，不仅意思不能走一点，甚至文字你都要照原作者所用的逐一翻出，你如果没有把他的意思看明白，你就根本不能动手，即算意思完全明白了，你还得找到相当的文字去移译它。有时你为得一个适当的字找不到手，那句原文，你就译不出来。严几道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这并不算怎样的夸言，忠实的翻译者，谁也吃过这种苦 来。所以我决不相信翻译比创作容易。”

 

钱歌川对译者的条件的论述非常深刻全面，涉及面广。这也难怪，因为作为翻译家和翻译研究家的钱歌川从理论 到实践对此都有认识，他善于从前人那里学习和继承，也善于因地制宜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今众所周知的译者应具备的条件的提出，我们不应忘记，其中也有钱歌川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