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论翻译的方法

 

中国翻译界长期以来就有直译与意译之争。钱歌川认为“只要真能了解原意，又能用译语表达，是没有直译和意译之分的”。钱歌川给这两种翻译方法都下了定义：“直译……依照原文 单字、片语、子句的顺序，并依照表面的意义，不增不减的译法， 结果多是文意不大通达。意译……采用原文大意，或甚至有时改变原意。依译者自己的意思写出，结果多是不大忠于原文 (钱歌川《翻译漫谈》第11 页）通过如此定义，钱歌川实际上明确指出了两种翻译方法在实践中的缺点与不足。当然这两者与死译与胡译是大相径庭的。

 

钱歌川与许多译家一样，当形式与内容相矛盾时，宁可选择内容。译者经常处于保持译文忠实还是通顺的两难之中。钱歌川曾经说过译得像原作一样的通顺流利，就多半不大忠实，要忠实地表达原意，一字不苟地翻译时，就要变成天书，没有人看得懂了。”(《翻译的基本知识》第36页）钱歌川是坚决反对字字对译的，认为“这样译出来的作品，决无通顺之理，能够达意的自 然不多，怎样能构成一个艺术品呢?”（《论翻译》第75页）他提出 可根据作品的不同性质，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他举出各种例证说明翻译许多词语、独特的表达方式、习语、句式或与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相关的语言时，如果单只用直译是达 不到良好的翻译效果的。比如《西厢记》里著名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尽是离人泪”-句，其中 的“西风”就不能简单直译成“ west wind ”，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西 风来自寒冷的地方，而对英国人来说正相反，西风是和煦的风。 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中西读者对同一事物产生的联想不同，因 而为读者考虑，即使这里“西风”不能译成“东风”，也应对该词作 解释或注解，使读者能明了“西风”的真正含义。这种翻译方法 须与翻译材料的性质与H的以及读者的接受相协调一致的见解，是钱歌川对f翻译方法的重要认识。

 

 

4.论译诗

 

钱歌川历来反对诗是不可翻译的。我们知道许多著名文人都反对文学不可译的说法，假他们中有些人却认为诗是不能翻译的，如郑振铎1921年就曾这样指出过。然而钱歌川坚持认为诗是可译的，而且“要诗人才能译诗，自己不会写诗，怎能把外国诗人的作品译得像诗呢? ”（《钱歌川文集》第4卷第954页）钱歌 川这里明确提出他的译诗观：诗人译诗、译诗为诗。这与郭沫若 的观点相同，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像郭沫若、查良铮这样伟大的诗人,译过许多西方诗歌，查良铮还曾将自己的诗译成英文。他们的译诗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正是因为诗人自己有诗才译诗才能成诗，译作才能成功。

 

钱歌川对于翻译理论所进行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当然钱歌川的翻译观来自他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经验，以及对他人译作的赏析。但钱氏论翻译的著作并不仅限于总结经验,而是意在指导以后的实践，其例证丰富，解释精妙，对译界人士很有参考价值值得借鉴，常位列参考书目之中。

 

第二，涵盖面宽。钱歌川在其翻译研究中涉及到许多问题，对翻译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进行了探索，包括翻译史、著名译家、 翻译标准、步骤、困难及其解决、译者的条件、翻译批评、诗的可译等，十分全面。他站在充实本族语、掌握外国语的高度来考察译名问题。

 

第三，深得中西翻译理论之要旨。钱歌川熟知中西文化，能在两种语言之间自由倘佯。其翻澤观源自他对中西语言文化的比较与反思，从文化交流出发，中西合璧，但立足点仍是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