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徐志摩一生曾付梓过四种译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童话故事，除此之外，还有数十首诗以及许多散文、讲演等译文散见于他所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或二三十年代印行的各种报刊杂志里。然而若真正论及翻译，最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还是他的译诗。这是因为，首先他是一位直接得益于外国诗歌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说得更具体些，他是由诗歌翻译而走向诗歌创作道路的； 按照《徐志摩诗全集》一书所整理的创作年表，在1921年留学英伦期间，也即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了《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其次，他曾提出过不少颇有见地的诗歌翻译观点，并曾多次撰文就此与人进行过专门的探讨与论争，而且还通过不断的实践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可靠的依据，以证实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潜在的可行性;此外，他对译诗题材的选择几乎都与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及审美情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穆木天在1934年所写的《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一文中做了确当的阐述:“徐志摩的一切翻译，是反映着他自己的主观，换言之，他的翻译也是他的自我再现。”

 

总的来说，徐志摩对待翻译的态度——尤其是在理论方面 ——还是相当认真的，他很少恭维过别人的翻译，而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他曾经两度专文谈及过歌德的一首四行诗的翻译问题，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他在评述了胡适的译文以及自己的两种译文后指出：“这里这三道译文我觉得都还有缺憾，我很盼望可以引起能手的兴趣，商量出-个不负原诗的译本。”在其后撰写的《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中，他首先从语言形式和意境神韵两个方面对胡适之、郭沫若、朱家骅(德文专家）、周开庆(三种）和自己的（两种）译文进行了洋细的对比和推敲，然后慨而叹之曰：“不易，真不易，就只四行。字面要自然，简单，随熟;意义却要深刻，辽远，沉着；……我自己承认我译的两道都还要不得，别家的我也觉得不满意。一定还有能手，等着看。”除此之外，他在《波特莱尔〈死尸〉诗序》一文中又指出：“这首《死尸》是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诗集里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翻译当然只是糟蹋。……我这里大胆也仿制 了一朵恶的花。冒牌纸做的，破纸做的；布做的，烂布做的；就像个样儿;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他那异样的香与毒, 你尽闻尽尝不碍事，我看过三两种译文也全不成。”

 

徐志摩之所以屡屡作上述如是说，这一切都与他所提出的高标准的诗歌翻译原则是分不开的：“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徐氏关于翻译中的“ 形”与“神”之说在当时译界虽然并非是首开滥觞，但这一比喻却颇具戛戛独造之处：“形”与“神”体现为两位一体的至密关系，无“形”则“神”无依托，无“神”则“形”同虚设。简而言之，在他看来，“形”与“神”---即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完美统一方不失诗歌翻译的真谛。

 

“形神兼备”原则历来可谓是一切文学翻译的最上乘境界，而当时它还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尤其在诗歌翻译中，实践起来更是难以两全，徐志摩之所以会不不止一次地概叹译诗之难，正表明他在这方面是经历过一定苦衷的。比如他在谈及胡适 《尝试集》中莪默第七十三首诗歌的翻译时指出：“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样一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 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例如适之那首莪默，未始不可上口，但那是胡适，不是莪默。”请看菲兹杰拉德的英译原文和胡适的汉语译文：

 

Oh Love! Could thou and I with Fate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ny scheme of thing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一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Omar Khayyam, tr. By E. Fitzger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