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数十年来，我国翻译界一提到翻译标准，总会联想起严复厘定的三个字：“信、达、雅”。不少人奉之为圭臬。探讨翻译标准的往往还是使用“信、达、雅”这三个字，或者基本上不脱这三个字的范畴。但后人多数毕竟只是略师其意，而对三个字的内涵却做了新的发掘，力求发幽显微，推陈出新。

 

茅盾也是如此。1980年，茅盾曾说：“信即忠于原文；达即译文能使别人看懂;雅即译文要有文采。”我的“译文……是否做 到信、达、雅，请读者批评指正。”这表明，茅盾在晚年还是继续使用严复的三字标准的。但是，由于茅盾主要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探讨标准问题，历史地观察他的论述，就会发现他之所谓“信、 达、雅”，与严复的主张在具体内容上乃是大相径庭的。

 

在初期翻译活动中，茅盾认为“译文虽然不必……百分之百的忠实，至少要百分之八十的忠实。”而无论如何，最好不要“用华变夷”，即不要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强加到译本里去。稍后，二十年代初期，他提出：翻译文学作品要做到保留“形貌”与“神韵”。在两者不能兼顾时，由于“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因而可以在“‘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鉴于神韵即是一部作品的“艺术色”，“灰色的文学我们不能把他译成红色；神秘而带颓丧气的文学我们不能把他译成光明而矫健的文学。”也就是说，译本切不可失去原本的“真精神”。

 

20世纪30年代，茅盾对翻译标准做了更为精辟的阐述。 他指出，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应当分别厘定合理的标准。就一般翻译而论，“应当以求忠实为第一义，‘看去眼顺与否’，是无关大体的。”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忠实与通顺决然对立。所谓“宁错而务顺”的主张是恶意的。它的目的是要阻止乃至窒息革命文艺理论和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至于文学翻译，“自然最好能够又忠实又顺口，并且又传达了原作的风韵”。文学翻译不应该机械地应用“信、达、雅”三字标准。它以传达原作感人的力量为主，因为此乃“文艺作品的生命”，是文学翻译的“第一目的”,而为了这第一目的，文学翻译家就不能将“字眼译错”，更不能在思想上艺术上改变了原作的面目。同时，译文的语言也应该“不要故意译得太拗口”，也不要“徒取‘顺口’”，最好是依据原作，尽量使译文顺畅易懂，“仿佛就是原作者为中国读者写的一本中文本”，尽管这几乎是难以达到的境地。

 

解放以后，茅盾概括了自己以往的见解，向文学翻译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说:文学翻译“除信、达外，还要有文采”，要“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所谓适合，是指原作的文字如果是朴素生硬的，译文语言就不能变成浓艳流利的。）艺术创造性地将原作家的风格翻译出来。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 除事物的概念和情节的记叙外，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重温茅盾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