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磨再练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过！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为了“神情”的缘故，为了读起来上口，胡适在翻译中把原诗的语言形式“一齐都打破”,并且进行“再磨再练再调和”，继而“依着”自己的“安排”将原诗“重新造过”，这就难怪徐志摩一边声称“不敢与胡先生‘比美’”，一边却禁不住“ 一时手痒也尝试了一个翻译”：

 

爱啊！假如你我能勾着命运谋反，

一把抓住了这整个儿“寒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把他完全捣烂---

再来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

 

在徐志摩看来，胡适的译文太过于“注重神情”，虽可“打起徽州调髙声朗唱”，但却已完全改变了原诗的语言风格，因而称不上是真正的翻译。尽管徐志摩认为“完全的译诗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却始终不曾放弃过自己的追求，依然坚信“形”与“神”的完美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生命所在。然而，当这种理论上的设想最终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时，他在实践中便只有择路而行了：“每逢到译,我的笔路与其说是直还不如说曲来得近情些。”事实上，这里体现的又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作为译者，他知道直译充其量只能表现原诗的形式，却难以传达出原诗语言所蕴涵的精细微妙处，而另一方面，作为诗人，他乂深谙诗之语言形式亦非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也正因为此，尽管他一方面指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完美的形体是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但同时又强调了 “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

 

而当这种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体现于翻译实践中时。在译诗语言上，徐志摩积极主张用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认真移译外国诗歌。他认为苏曼殊的拜伦（文言)译不如郭沫若的莪默（白话)译，旧诗歌所不能表现的意致的声调，当时尚处于草创时期的新体即使不能令人满意，却至少可以进行约略的传达。 他之所以会产生七述观点，除了汲取别人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外，他也从自己早年的试笔中深刻地体会到了文言译诗的弊端，比如他曾用旧体把济慈的一首十四行诗译成了二十二行，而且其中还出现了诸如“况复凝凝濯濯款款融融甜美无尽之酥胸”等不伦不类的句式。总之，文言译诗只是他起步时的一种尝试，同创作中的主张一样，他在诗歌翻译中是理直气壮地走白话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