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林语堂写了很多有关翻译的文章，但最系统、最全面阐述他翻译理论的文章还是《论翻译》。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开宗明义地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既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从事这门艺术的人就必须有基本的素质和遵循的准则，这篇论文就着重阐述了对译者的要求与翻译标准这两方面的问题。

 

在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方面，林语堂提出，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显然，他讲的是对从事英译中的译者的要求，推而广之即可归纳为对原文的透彻理解，对译文的熟练掌握以及翻译的实践，或者竟可以笼而统之地说是对两种文字的掌握与翻译的实践。循着林语堂的求学治学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正是按这三点要求来做的。尤其是他中文补课的过程，给人以启迪。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林语堂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办的免费学校。应该说他对教会学校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如果没有教会学校，他就不可能接受学校教育，他的英文造诣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不会那么广博与深刻;但同时，教会学校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荒废了林语堂的中文。如果说林语堂欠教会一笔经济账的话，那么教会也欠林语堂一笔文化账。

他认真研读《红楼梦》；他成了书铺会集的北京琉璃厂的常客，并通过与博学的书店老板的攀谈，获得了大量信息，填补了自己文化的空白。在《论翻译》中，林语堂更着重于阐述翻译标准问题。他认为翻译有三个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乍一看，这三个标准与严复的“信达雅”相差无几。其实，林语堂的标准有着自己的含义。他所谓的“忠实、通顺和美”分别指译者对原文或原著者，对译文读者和对艺术的责任。他反对呆板的、字面上的忠实，指出“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忠实须求传神”；通顺的译文，林语堂认为应该是以句为本位且根据中文心理行文的；至于美的问题，他主要是针对诗文小说之类艺术文而言的，并非一概而论。简而言之，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可化为一个词--传神，用他的话说就是 “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

 

他的“字神”是指“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正如他在《论译诗》一文中所说意境的译法,专在用字传神。”他之所以说艺术文不可译,正是由于翻译艺术文时很难做到传神，因为艺术文的形式与内容并重，翻译时常常会顾此失彼。他还指出，译文必须以句为本位，这一方法似乎可以确保实现他“句气与言外之意” 的标准。这样看来，林语堂主张的“传神”包括字神和句神，在两者不冲突的情况下应首先保证主要词的准确传达,若有冲突，则以整个句子的准确传达为准，在此基础上揣摸把握则可做到准确传达原文风格，即“传神”，这是最终的目的。

 

“传神”的标准由来以久，在林语堂之前之后都有人提出。“传神”本是东晋顾恺之首倡作为人物画的美学要求，后来推而广之，成为我国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后来被逐渐运用到翻译理论中。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自序》中写道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的神韵……。” 五十年代，傅雷在他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开宗明义“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早年在巴黎专攻艺术理论，音乐绘画方面都颇有造诣，他由临画的方法推衍出“神似”这一翻译原则，可谓与林语堂较早提出的“传神”殊途同归。

 

林语堂最欣赏道家哲学，庄子的“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是他向往的境界。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在作文章时，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字里行间都会跳跃着作者鲜明的个性。既然文章的精髓在于个性的表现，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如果遗失了这种个性，就如同一个人没有神采，丝毫没有了动人的魅 力。由此便不难理解林语堂为什么注意翻译过程中的传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