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在大都市，那时的条件也十分简陋。1949年6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本部搬迁至梵皇渡路，他们把ー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改装成ー个放映间，墙壁刷上白色后加上木框权当作银幕，录音间设在厂部三层楼的楼顶上，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前苏联制造的小型单声道光学录音机，他们用麻袋片包上稻草覆盖在墙壁上当作隔音板，一段时间以后显得十分破旧，大家戏称这个录音间为“露音间”。他们冬天用棉被挡风，夏天弄来一些冰块降温，录音的环境很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制作出了《乡村女教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一大批制作精良的上乗之作，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译制片经典。

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在生产译制片时，由于翻译、配音、合成等多道エ序中需要反复放映电影的某ー个片段，由于设备功能的局限,工作人员不得不卸片、倒片、装片、放映循环往复地劳动，工作量繁重，效率很低，也影响译制人员的创作情绪。当年八九月份，放映员张银生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细心琢磨，反复实验，终于设计制造了“循环放映盘”，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该设备10月份开始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当时一部译制片的生产时间从30天左右減少到20天左右。这ー设备后来经过ー些小的改进，一直沿用至今。1954年底，翻译片组又在国内率先使用磁性录音，以代替以前的光学录音，声音录制在磁性胶带,而不是感光胶带上了。由于磁带上的录音可以消除重录， 减少了创作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节约了生产材料，是我国电影录音技术的一大进步。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技术人员又在磁性录音机上増加了循环录音功能，使之与放映画面同步循环录音，1963年，这套设备进ー步完善，包括ー套磁性循环录音系统和ー套ニ路调音台，成为当时国内先进的定型设备，在我国当时和以 后的译制片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继而又迅速地、蓬勃地发展起来，实在是ー个奇迹。1949年至1965 年这17年间，我国译制外国电影多达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每年观众数以亿计。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歩，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文化娱乐生活的方式也很少，看电影成了当时最普及的也是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方 式。在城市，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公共场所，人们或是举家扶老携幼，或是亲朋好友相约结伴，蜂拥而至，影院门ロ常常是熙熙攘攘， 场内更是座无虚席。在农村，在厂矿，露天电影是人们的最爱，常常是当空挂起的一方银幕前，黑压压的观众一眼望不到边际，他们 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木凳上，或站在后边,还有人坐在远处的墙头上、大树上，成千上万的人凝神观看，鸦雀无声。那时候，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电影备受欢迎，外国电影让他们看到了难得ー见的异国风情。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 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 众。那时的电影就像今天的电视，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比如，银幕上苏联姑娘穿的布拉吉（一种连衣裙)让中国姑娘们好羡慕，ー时间大街上到处流行布拉吉。人群拥挤时，会听到有人用电影上的 “戏词”开玩笑，大声嚷让列宁同志先走！”

很值得ー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文化上是相当开放的，进口电影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时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诸国。选片只考虑影片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在乎出产国的国家制度。这种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我国译制片事业在初创时期就得以大发展的前提。17年时 期，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个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数量上相对很少。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ー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先进的有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家大有人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们的电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更入木三分，如英国的《罪恶之家》、《抗暴记》，美国的《社会中坚》，法国的《红与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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