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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达尔文著作的翻译和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871年,我国学者华衡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John Macgowan)合作翻译的《地学浅释》中就提到过勒马克(Lamark)和“兑尔平”(Dorwin)。1873年,上海《申报》介绍英国博士“大蕴”(即达尔文)的新书《人本》(即《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1884年,丁韪良在《西方考略》中介绍生物学时,提到勒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令人诧异的是,“把欧美进化论的思想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反对进化论的西洋传教士。不过,他们的那些介绍都是非常简单和不得要领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回避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自然选择理论。所以传教士的那些介绍,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叶笃庄,1991)直到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达尔文学说才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天演论》是根据赫胥黎(T.H.Huxley)于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论文集》(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的两篇文章(“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而成的。
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伴随着一个翻译运动,“五四”前后,翻译新思想、新科学渐成潮流。1902年和1903年,马君武先后将《物种起源》中最重要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译成中文,书名为《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分别单行出版。1920年,马君武又将达尔文《物种起源》(当时译名为“物种原始”)全文翻译出来,并翻译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当时译为“人类原始及类择”——The Descent of Man)。《物种原始》由中华书局出版,从1920-1936年,仅仅16年间,就再版了12次。解放战争时期,周建人重译《物种
起源》,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物种起源》对人类思想和科学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2013年10月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公布了最具影响力的10大科普书籍评选结果。该书排名第一,并被评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李大庆,2014)
在达尔文的所有著作中,《物种起源》最显其要,不同时期都有重译本。解放后,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重新合译,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转给商务印书馆重印,1982年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从书》。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蕴贞的译本,其译稿是在1942-1944年完成的。1972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陈世骧等的译本,这是在谢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1980年代初叶笃庄再次修订周、叶、方三人合译本。
虽然前人在翻译和传播达尔文思想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我国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学说、思想及其生平,集大成者非叶笃庄莫属,叶笃庄开启了翻译和传播达尔文著作的新时代。
(一)原本
原本是翻译工作的起始点。叶笃庄一般以达尔文最后的版本作蓝本。《物种起源》有6个版本,叶笃庄采用第6版。《物种起源》的思想内容与上帝创造人类的宗教观念背道而驰。它的发表给宗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引起宗教界的极度仇视和恐慌。宗教人士提出种种诡辩和责难。《物种起源》1859年11月24日出第1版,一个半月后出第2版,改正了一些拼音、标点、印刷、语法、措辞的错误。此后各版,达尔文在附录中回应同时代人的提问与批评,对于宗教方面的责难和辩解,达尔文有作正面回应的,也有“违心的妥协,偏离原先的立场”(李大庆,2014)的。第6版中的宗教内容常令一般科技翻译工作者望而生畏,为之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