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达尔文著作的翻译和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871年，我国学者华衡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John Macgowan）合作翻译的《地学浅释》中就提到过勒马克（Lamark）和“兑尔平”（Dorwin）。1873年，上海《申报》介绍英国博士“大蕴”（即达尔文）的新书《人本》（即《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1884年，丁韪良在《西方考略》中介绍生物学时，提到勒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令人诧异的是，“把欧美进化论的思想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反对进化论的西洋传教士。不过，他们的那些介绍都是非常简单和不得要领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回避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自然选择理论。所以传教士的那些介绍，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叶笃庄，1991）直到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达尔文学说才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天演论》是根据赫胥黎（T.H.Huxley）于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论文集》（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的两篇文章（“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而成的。

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伴随着一个翻译运动，“五四”前后，翻译新思想、新科学渐成潮流。1902年和1903年，马君武先后将《物种起源》中最重要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译成中文，书名为《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分别单行出版。1920年，马君武又将达尔文《物种起源》（当时译名为“物种原始”）全文翻译出来，并翻译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当时译为“人类原始及类择”——The Descent of Man)。《物种原始》由中华书局出版，从1920-1936年，仅仅16年间，就再版了12次。解放战争时期，周建人重译《物种

起源》，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物种起源》对人类思想和科学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2013年10月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公布了最具影响力的10大科普书籍评选结果。该书排名第一，并被评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李大庆，2014）

在达尔文的所有著作中，《物种起源》最显其要，不同时期都有重译本。解放后，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重新合译，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转给商务印书馆重印，1982年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从书》。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蕴贞的译本，其译稿是在1942-1944年完成的。1972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陈世骧等的译本，这是在谢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1980年代初叶笃庄再次修订周、叶、方三人合译本。

虽然前人在翻译和传播达尔文思想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我国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学说、思想及其生平，集大成者非叶笃庄莫属，叶笃庄开启了翻译和传播达尔文著作的新时代。

（一）原本

原本是翻译工作的起始点。叶笃庄一般以达尔文最后的版本作蓝本。《物种起源》有6个版本，叶笃庄采用第6版。《物种起源》的思想内容与上帝创造人类的宗教观念背道而驰。它的发表给宗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引起宗教界的极度仇视和恐慌。宗教人士提出种种诡辩和责难。《物种起源》1859年11月24日出第1版，一个半月后出第2版，改正了一些拼音、标点、印刷、语法、措辞的错误。此后各版，达尔文在附录中回应同时代人的提问与批评，对于宗教方面的责难和辩解，达尔文有作正面回应的，也有“违心的妥协，偏离原先的立场”（李大庆，2014）的。第6版中的宗教内容常令一般科技翻译工作者望而生畏，为之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