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符合逻辑的结果，这两个学派都非常重视译者的作用。译者不再被视为应该居于“隐身”的状态，而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根据译作在译语文化中将要发挥的预期功能来制定翻译策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于是找到了根据。它们的理论观点典型地体现了“二十年来新翻译理论”的特征：①译者的能动介人；②重心从“意义”转移到产生意义的“场所”，翻译成为一种“文化消化”。翻译标准因此而摆脱“惟一”和“最高”，成为一种多向度的动态系统，翻译批评也因此而摆脱桎梏，得以在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对翻译文本做出准确而合理的解释与评价。

以上这些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对翻译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在对译作做出评价时，与原文的接近程度不再是惟一的或最高的衡量标准，译者为适应译入语社会的需要甚至为服务于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种种调整具有了合法地位，对接受者的重视也包含在其中；批评者可以更充分地理解、更准确地解释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各种差异，并揭示其背后社会文化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样一来，一些曾被认为不能入翻译“清流”的译作，其“乖戾”之处终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些作品于是不仅可以享有感性的赞赏，而且可以得到理论上的理解。翻译批评于是变得多元而宽容。

如，由于诗歌丰厚的内涵、富于美感的形式和读者对其极具主观性的体验方式，诗歌翻译历来是最不容易找到什么共同标准的，至多是对译诗与原诗之间的联系(或称相似性）有一些大体的共识，如要像诗，要有美感，等等。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在此有些束手无策：“等值论”只能从“值”的内涵上去发掘；“神似”首先要对“神”这个比较玄的概念做出解释，然后就得说明“似”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然而从现代译学重视接受者和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控制这些观点出发就会看到，诗歌翻译中的很多现象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从欣赏的角度看，接受者完全可以依自己的兴趣、心境各取所需；从评论的角度看，不同译者出于不同目的和不同背景，大可按自己的标准去译，以获得心灵愉悦或满足其他方面的精神需要，批评者可以提出自己对译诗标准的看法，以理解的心态，对译诗中的种种来龙去脉分析清楚，依自己的标准对译诗与原诗之间的异同予以描写和评论，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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