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读我国传统译论文献的时候，笔者常常感到，对于我国传统译学，如果认识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其存在问题的把握。其实，现代译学里的很多焦点问题，如读者接受，如语境的作用，如不同译本的不同功能，如社会文化因素，如译者的重要作用，我国翻译界的许多人早就谈过了，只不过因为多是就事论事，没有比较系统的思路，没有共同的结论，所以看起来仍是一片散论。同代人或后人在整理的时候，或因无法兼及，或因见仁见智，有时就不免把丰富的思考变得简单化了，客观上助长了翻译标准的单一化趋向。前人的讨论相对常青，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也不失新鲜，有的甚至相当“超前”(如林语堂对“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的分析，见罗新璋编，1984：427—428），我们的理论继承却有变成灰色的危险。

认识到传统译论的丰富以避免继承中的简单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得看到传统译论的弱点。我国传统译论不仅在一些核心思想上，而且在学术方法上都是与古代文论一脉相承的，这类方法自有其独特之处，如直观感悟方式对事物本质的直接把握，但同时也留下不少“后遗症”，如不重立论，因此形不成系统的论题和结论，许多论题、论点“重复开发”；又如宏观上大而化之，微观上不求甚“解”(包括理解和解释)，一切诉诸悟性，表达方式含蓄、模糊、非术语化，由此造成多种理解，形成许多无谓争论。此外，翻译批评方法过于感性化、过于零散，缺乏理论支持，使得批评的质量和说服力系于批评者的语言修养这一发之上，一失皆失，且极易流于见仁见智，为语言修养不高者提供遁词，难以形成对翻译实践的有效指导和监督，也无法对翻译史上的许多现象做出透彻而准确的解释。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传统译论的文献不少，但结果不多，亦不甚明确，苏格拉底和孔子式的“述而不作”，留下的要么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满足，要么是经学式的无尽注释，循环论证，讨论归讨论，问题还是问题。当更为实际、解释力也更强的现代译学各种理论进入我国的时候，传统译论在方法上的这些弱点及其形成的理论疲软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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