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翻译界对翻译批评者“资格”的认定是非双语专家莫属的。这种认定基于对“翻译”本质的常规认知：既然译文是从属于原文的，不与原文对照，凭什么说译文是“对”的？译文再吸引读者，脱离了原文就不是翻译而是创作了，既然不是翻译，就谈不上译得“好”与“不好”。这可以说是我国翻译界的主流认识，即“没有核对过原文的人，根本无权对译文进行评论。”（黄雨石，1988：192)一些非专业性报刊上散见的翻译评论文章也常谈到，有些译作读起来文字流畅，但一经与原文核对，就发现许多译错的地方，以此说明其翻译质量低劣。据介绍，西方翻译界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检验译文的应该是专家还是读者这个问题，认为是前者的有M. Arnold, J. Postgate, P. Newmark等许多人，认为是后者的寥寥无几，仅有F. Newman等人，而认为二者都需要的有S.Bassnett等（见廖七一，2001：16-19,198,383)，即便如此，后两类看法的存在显然与学术界近几十年对接受的重视也是有关系的。

毋庸置疑，双语专家所作的专业化批评理应是翻译批评的主流。然而，在涉及对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翻译作品的评价时，我们还常常看到超出这个认定范围的情况，即读者对译作的评价是如何地不以专业批评的意志为转移而直接影响译作实现其价值。翻译批评界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如果它合理，就理应使之合法，至少是给它一个适当的位置。

三十多年前，在翻译文学凋零的年代，曾偶然见到一本旧版的高尔基《母亲》中译本，久慕盛名之下，立即捧读起来，却怎么也读不下去，那生硬古怪的语言，很难让人产生阅读的兴趣，于是有些愕然：这就是名著吗？直到几年后，见到了《母亲》的新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南凯译），才终于读完，并且透过语言体会到了一些这本书之所以成为名著的那种内在的力量。也是在第一次读《母亲》的那个时期，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读《普希金文集》，译文的流畅优美使我深深陶醉于普希金笔下俄罗斯文学世界的魅力，对我后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多少理解了为什么普希金在俄语文学中有那样崇高的地位。由于眼界所限，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看看译者的姓名，近年才得知，那是时代出版社1955年的书，译文出自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先生。

作为一个不懂俄语的读者，这两本书的阅读经验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名著，没有读者的认可也等于零。使名著在公众心目中“恢复”为名著的是译者。译者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就等于毁灭了名著，而对此做出“终审判决”的是读者。换句话说，译者自己感觉再好，专家再推崇，读者也可以不买账，这就等于否定了译作作为原作的“替身”所应具有的名著价值，或者说是否定了译作作为名著的生存资格。

我们当然知道，读者在这里实际上是混淆了原作和译作的区别，在下意识中把翻译家手下的文字理所当然地当成了原作者的文字。原作和译作这种奇妙的混合或者替代状态，对翻译理论界来说是研究的课题，对翻译家来说或许是一种追求，对读者来说却很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混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混淆的作用是巨大的。

我们熟知殷夫译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那是裴多菲的原话吗？一般读者很少会这样去想，它能引起共鸣，就行了。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在我国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牛虻”成了一种坚忍的象征，鼓舞了很多热血青年，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据1953年版第12次印刷的这本书，封面的木刻人像，甚至有几分美国西部牛仔的硬汉风采。但是设想一下，如果“牛虻”改为“虻虫”，会有什么感觉？书中的“牛虻”亚瑟临刑前给琼玛的那封信里，有一首著名的小诗：

不论我活着，

或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飞虻！(李俍民译，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原来看到这里，总有些纳闷：为什么又不是“牛虻”了呢？还有，这几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还是无论生死，都要对恶势力予以批判?

这几行诗取自英国诗人William Blake 的“Songs of Experience 一 The Fly”一诗，原诗共五节，最后两节是：

If thought is life

And strength and breath,

And the want

Of thought is death,

Then am I

A happy fly,

If I live

Or if I 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