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读者接受，专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作为参考，同时也负有引导的责任，但引导不是越俎代庖，不是代替，不能等同于读者反应，毕竟双方视角不同，思维定势不同，期望不同，阅读目的也不同。有些名著的译本，特别是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专家评价与读者反应相去甚远的现象：翻译界推崇备至，赞赏不绝于耳，然而在这些译本真正所要面对的英语族读者群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反响。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来解释这种不平衡，这种局面的形成也确实有许多社会、文化、历史、政治方面的原因，但译文不为读者欣赏，哪怕就是个反应平平，也足以使作品无法流传，这却是硬碰硬的事实（hard facts），再难咽也得咽下去，强加于人或者自说自话都没有用。

毋庸讳言，以精通双语为资格背景的专家批评中也不是没有水分的。如《尤利西斯》，同一部名著，两种译本，译者都是名人，名气稍小一些的，译作出来后就比较寂寞，好评的数量和真正的质量之间就像价格和价值一样，关系已经比较模糊了。或者不如说，把“名气”的因素加进来，批评的可信度就不免令人起疑，事实究竟如何，好像已经不是个主要的问题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所做出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尤其是现代作品，国外许多人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是从读他们的译作开始的。但是，我们看看杨先生自己说的一段话：

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转引自孔慧怡，2002）

杨先生说的是选材问题，但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无奈的“翻译匠”心态，和那种恨不能把自己变成原作者的翻译热情相比，对翻译质量有什么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反观我们大量的译作赏析中对杨氏夫妇那段时间里一些译作的评价，作为翻译批评灵魂的“真实”二字是多么可贵。近日看杨先生接受电视采访，饱经磨难之后那一副把世事看淡的超然神态，老老实实的大实话也被主持人当成了客气，然而，专业批评毕竟不能以精神品格来论短长，“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梁启超语，据称源于亚里士多德)，确乎说来容易做来难。

总之，仅有专家是不够的，读者有权说话。在专家“失语”的情况下，读者批评对真实反映作品状况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作用。对文学作品来说，如果说专家评论关系到译作作为翻译作品的价值，那么，读者评论所关系到的就是译作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读者对译作是操有相当程度的“生杀大权”的。换言之，读者的接受状态可以决定译作作为接受语文化中的一个成员的生存价值。另一方面，就翻译过程本身而言，读者的意见又通过译者之手决定着译作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或文学产品的生存状态。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产生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翻译文化学派的许多基本思想，如多元系统论对接受语文化影响翻译过程的重视和与此相关的众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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