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翻译中的“假冒伪劣”可以归纳为“打假”和“打劣”两个内容。“打假”的对象即上文所说翻译中的抄袭、剽窃等恶劣现象，“打劣”的对象则是那些质量不高的劣质译作。这两者的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无疑是一种“违规”行为，需要不留情面地予以抨击，并以合理的行业规范予以制止，有的甚至需要以法律手段予以制裁，而后者的成因除了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胡译乱译以外，也有译者的水平问题。还有一些情况介于译者水平和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之间，或无意形成，或有意所为，不太容易界定，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但是，只要是真正为读者着想、对原作负责，就无论如何不能以此作为劣质译本产生的借口。以下是《培根论说文集》某新译本中的一句，请读读看：

……不仅如此，那些最为强烈地相信无神论并因而受到人们谴责的学派，即莱欧西帕斯学派、德谟克利特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向世人证明宗教的真实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因为主张宇宙万物的秩序和美是由四种可以变易的要素和一种不可变易的第五要素不借神助造成的，这些要素恰如其分地各居其位并永久如此，无需神性首领的引导，上述学说比这一秩序和美是由一大批无限小的部分或地位不定的种子造成的说法，可信性要在千倍以上。（东旭、肖昶等译：《培根论说文集》，海南出版社，1995：65—66）

要看懂这样的句子，没点耐心怕是不行的，所谓“六十四根牙齿嚼不动的句子”，无非如此，培根“简约明晰”、“内容重于词语，写得准确，清楚”的文风不知何处去了。其实，即便是如此长句，也不是不可能说得清楚，试比较水天同1939年的译文：

不特此也，就是那最以无神论见诟的哲学学派(即莱欧西帕斯，德谟克瑞塔斯，埃辟寇拉斯一派）也最为证实宗教。因为主张这宇宙万物底秩序与美是不经一位神圣的领袖之主持而由四种可变易的原素和一种不可变易的第五原素，适如其分而永久如此地安排的，造成的，这种学说较之那主张这宇宙万物底秩序与美是全仗着一大群无限小，无定位的原子之说，其可信当在千倍也。(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7）

无怪乎有学者慨叹“有些新译远不如旧译本”了。

翻译批评的社会意义体现了翻译研究无法脱离社会实践、因而无法自闭于象牙塔中这样一种内在的性质，这是由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并不妨碍翻译研究可以采用纯粹的抽象手段进行元理论方面的探索，正如层出不穷的语言学模式之于活的语言，或高度抽象的相对论之于现代社会中实实在在的原子武器威胁，也尤碍于翻译研究以其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成果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页献，如物理学之于哲学。在翻译学内部的各个分支中，翻译批评是以其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为特征的，即便是文学翻译批评，它也是翻译批评，而即便是文学批评，如果与社会现实一点

关系也没有，那路子也是会越走越窄的。如果对翻译市场上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等恶劣风气不闻不问，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将是翻译批评的失职。做这种打扫卫生式的“初级”工作或许不是翻译批评的主要任务，但却必然地是翻译批评的任务之一，原因就在于，维护翻译的职业道德、赢得社会对翻译的信任，原本就是从事翻译者的分内之事。一位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在闲谈时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可能，我真希望不做翻译家，而做一个翻译批评家(translation critic)，多几个负责的翻译批评家，翻译界有些人就会老实一些。翻译批评之难、之必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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